称余秋雨满足“公布三条件”等待李辉回国

　　昨日，易中天给本报(长江商报)记者发来邮件称，现在自己借事说理之目的已基本达到，要说的“理”也有计划、有步骤地大体讲完，接下来想做的事情，一是等待李辉回国回应自己的观点，一是公布自己的捐款证明。

　　易中天最近的连番动作——批评李辉和质疑余秋雨，是为了说明“批评必须有，规则不能无”这个道理。他首先给今年初“炮轰”文化名人文怀沙的传记作家李辉冠上了“涉嫌道德飙车”的帽子，而后以追问和质疑身陷“诈捐门”的余秋雨为例，以“易中天式的质疑法”来回答李辉给他出的题目。

　　不过，在这场公共辩论中，易中天主唱独角戏，似乎是有些寂寞。李辉最初回应过易中天的言论，不过因近期出国而中断了对此事的进一步关注，截止到昨日下午17点，本报记者仍然未能成功联系上他。

　　余秋雨显然是主观上不愿意参与。对于捐款问题的质疑，余秋雨从不说明自己是否撒谎，而是一直一口咬定是“咬余专业户”所为，自己不予回应是出于“博爱”。易中天于6月30日点评道：“哈哈！这个逻辑如果成立，则所谓‘咬余专业户’，恐怕就不止四个了。”鉴于在“诈捐门”事件中余秋雨至今都没有应对公众质疑、出示捐款证据，易中天昨日特向本报记者公开了自己的捐款证明。说余“荒唐”、“蔑视公众”、“是不是‘合格的文化商人’还是个悬疑”，该说的都说了，易中天此举是否意在暗示余秋雨该做点什么？

　　本报记者卢欢采写

　　易中天的来信：

　　2009年6月18日，我在《南方周末》提出了“证据确凿，立场公正，保护隐私，尊重人格”的主张，即“四原则”。6月30日，我又在《南方都市报》提出了“不问动机，不问资格，不问对象”的主张，即“三不问”。三不问，是批评的“前提原则”。四原则，是批评的“操作原则”。它们共同体现了我对批评的理想追求——自由而有序；或如6月25日我在《东方早报》所说，批评必须有，规则不能无。我质疑余秋雨，就是要证明“批评必须有”；批评李辉，则是要证明“规则不能无”。现在，我借事说理之目的，已基本达到；我要说的“理”，也有计划、有步骤地大体讲完，就等李辉先生回应了。

　　其实，李辉先生目前尚未回应，原因很简单——不在国内。但是，李辉先生出国前，我们两个楚人，已通过《长江商报》表达了相互的敬意和讨论的诚意。《长江商报》的刘敏先生，也在6月12日的评论员文章中，阐述了这场辩论的公共意义。

　　在此之前，还有一件事情可以做，那就是公布我的捐款证明。按道理，我是没有义务公布的。我在回答《广州日报》记者张素芹的采访时说得很清楚，要求一个人公布捐款证明，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即公众人物、公开捐款、遭到合理质疑。我没有遭到合理质疑，因此我无须公布。但“捐款门”事件既已告一段落，为表示公平，我仍愿意公布如下：

　　捐款人：易中天

　　捐款数额：人民币捌万元整

　　宣布捐款时间：2008年5月13日

　　捐款到账时间：2008年5月19日

　　捐款方式：通过银行转账

　　接收捐款单位：中国扶贫基金会

　　收据号：00145935

　　备注：地震

　　荣誉证书签发人：段应碧

　　本报记者卢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