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游走于农村和城市的“两栖候鸟”，面对繁华都市林立的高楼，他们有着难以言表的复杂情绪：向往真正的城市生活；而城市中，却总有着或明或暗的藩篱将他们隔离。

　　是什么让他们步履艰难？无疑，剖析这个在城乡统筹中最为关键的群体，有助于我们深刻了解城乡统筹试验中存在的种种难题。

　　同工不同酬

　　“干的活一点不比别人少，但报酬却少得多！”张珍珍，一位曾经工作于一家事业单位的清洁工，这样描述她的遭遇，同样的岗位，正式工工资比她高出一倍有余。

　　来自重庆市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重庆农民工月平均收入为736元，年平均收入8269元。在与城镇职工的比较中，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少了301元，年平均收入则少了4171元。其中，有8.6%的农民工月收入在300元及以下；月收入在301-600元之间的最多，占40.0%。

　　低廉的工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农民工“拿多少钱，干多少活”。一位来自巴南区农村的保安就毫不避讳地表示，只要没遇到单位检查，他对所有进出单位的人员都是“一路绿灯”。他的解释是：就拿那么点钱，犯不着给自己多找事。

　　同工不同酬，导致了农民工对城市的工作失去向心力。2005年，沙坪坝区回龙坝镇仅纺织行业缺员就达2800人左右，涪陵区榨菜行业春节后缺少青年女工1000人以上。据不完全统计，那一年，重庆市民工荒、技工荒缺口接近10万人。

　　看似简单的同工不同酬，背后却有明确的责任指向，那就是在中国传统中一直存在的城乡分割。1958年通过的《户口登记条例》，将这种世界罕见的户籍严管制度推向了顶峰。

　　中国户籍制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各种权利和福利，在城乡居民之间，做出了一种过于明显的倾向性配置。这些政策均是以保证城市居民充分就业以及各种福利为核心。同工不同酬显然只是这种特殊制度下的冰山一角。

　　然而在城乡收入和福利差距巨大的条件下，户籍制度若立即取消，人口的大量涌入势必造成城市的混乱。重庆显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全国城镇养老体系尚未建立的15年前，重庆就开始试点由商业保险机构为被征地农民提供养老保险保障。目前，已为13.69万被征地农民提供每月养老金发放和账户管理服务。而这一群人，恰恰是农民工中最为弱势的群体。

　　“政府调控、保险经办、市场运作”的基本特点，被称为商业保险成功参与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的“重庆模式”。相关人士称，此举显示，重庆正在相对降低城市户口的“含金量”，以便进行温和的户籍制度改革。

　　看不见的门槛

　　资料显示，目前在重庆的农民工群体中，从事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的分别占24.6%、20.4%、33.2%。这份资料以最直观的数字表明：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大多技术要求较低。

　　按照劳动附加值体系标准，他们似乎本就应该属于这个薪金层。没有一技之长，缺乏基本的职业技能，就只得从事低层次体力劳动，这成为解读农民工待遇低的一大缘由。

　　然而，重庆市统计局的调查却给出了不一样的结论。根据调查，农民工之所以没有参加职业技能培训，除了观念意识差外，经济困难、培训费用过高是主要原因。

　　培训费用究竟高到什么程度？调查显示，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平均费用为2216元。换言之，一个农民工要以超过年平均收入的四分之一，来进行一场或许3个月都不到的职业技能培训。

　　这仅仅是按平均收入水平计算，若是以收入最低的那部分农民工收入计算，那么他们一年的收入都难以支付这份昂贵的培训费用。

　　高昂的职业技能培训费用，让占总数超过30.6%的想参加培训的农民工望而却步。而另外10.2%的农民工，因为信息的缺乏，甚至不知道哪里能参加职业技能培训。

　　城市里或明或暗的“门槛”，最终导致这个群体中72.4%的人没有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70.2%的人没有任何专业技术。正是这些看不见的“门槛”，迫使他们只是视城市工作为“淘金之旅”，尽管，他们并不曾从城市里真正淘到黄金。

　　走进城市的农民工，或许将脚下的草鞋换成了皮鞋，但“换脑”的过程显然比换鞋来得艰难。农村的生活、农村的教育，令农民工骨子里的小农意识根深蒂固。

　　这样的现实，用以下的数字更能得到直观的印证：在重庆，仍有高达40.1%的农民工认为“反正是凭体力挣钱，没必要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思维习惯和心理状态的局限，致使农民工即使身在城市，观念仍是农村的。

　　最后的梦想

　　从农村走出来的农民工，有着惊人的韧性。窘迫的生存条件，难以实现的个人价值，他们都可以咬牙坚持。然而，当面对下一代时，他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被触动了。

　　54岁的老何来自大足县，是一家单位的司机。已过天命之年的老何体重仅有80来斤，每天的工作必须熬夜到凌晨两三点。老何所有的坚持，都来自于3个儿女，先后供完老大老二完成学业，最小的女儿今年正面临高考。

　　谈及女儿，老何一脸愧疚。城里高昂的择校费，让在重庆工作了几十年的老何，一直无力将女儿接到城里读书。因为家乡教育水平有限，本来学习非常刻苦的女儿，最终只考取了江津卫校。

　　“误了闺女啊。”知道女儿分数后的老何反复唠叨着同一句话。老何的痛苦也是整个农民工普遍的痛苦。因为户籍问题，农民工子女入学的成本，比城市人口高了一倍至几百倍不等。据记者对主城区各中小学的不完全统计，择校费最低的200元每学期，最高的需要一次性付出四五万元，这还是建立在成绩尚可的基础之上。

　　重庆市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在一份针对500名农民工的调查中，其年龄在7—16岁的子女入学率仅为90%。从没上学的原因看，有近一半的农民工子女是因为家里没钱无法上学，有3.4%的农民工子女是因为家里事情忙不过来或找不到合适的学校而没上学。

　　即使在子女能够上学的农民工中，认为子女受教育情况一般或不满意的农民工，也分别达到了41%和15.4%。这意味着，高达56.4%的农民工认为子女即使入了学，也不能达到他们的期望值。

　　来自重庆市教委的资料则显示，到2006年，重庆市主城九区只明确了85所中小学，主要承担接收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就学的任务。值得注意的是，这85所中小学只是“主要”承担接收农民工子女就学，而非“全部”。

　　在经济利益的内在驱动下，农民工子弟校即使这一“主要”功能实现，距离最初的政策构想，也有着一定的差距。

　　在子女身上，农民工寄予了太多的期望。他们渴望通过自身的铺垫，成就子女真正融入城市的梦想。

　　教育公平，对缓解城乡二元矛盾的暗示性影响超越一般意义上的政策改良。重庆在这方面，已经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早在2005年4月，重庆市教委即出台政策，让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享受到国家“两免一补”待遇。

　　今年5月，重庆再次探索“教育券”转移支付模式。凡是在区县教委统一安排的学校就读的农民工子女，一律与城市学生一样享受同等就学缴费政策，且不收借读费。其他学校就读的农民工子女，借读费要低于规定标准。家庭困难的农民工子女，可酌情减收甚至免收借读费。

　  记者手记

　　跨越无形的鸿沟

　　总有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横亘在城乡之间。

　　从“盲流”到“民工”再到“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农民兄弟其称谓，经历了一个渐进的升级过程。但是，与称谓相称的是，城市里那道看得见看不见的政策藩篱，也面临着迅速拆除的紧迫现实。

　　“两栖候鸟”式的农民工，生活在城市的底层，重复着游走于城乡之间的迷茫状态。

　　如何不让他们“两栖”？在重庆这样一个特殊的市情下，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打破城乡户籍限制，让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同等的就业、医疗卫生、教育等一切公共权利，成了解决问题的根本。

　　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建立，必须将农民工纳入整个城市运转体系的一部分，把他们当作工人的一部分看待，让他们加入工会或成立其自身的工会组织。这是有效维护农民工自身权益，改变其弱势地位的关键。

　　欠薪导致农民工对整个城市缺乏基本的信任感，因此，规范劳动力市场上的雇佣关系，成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核心要素。这取决于劳资双方签订正规、有效的合同，充当裁判角色的政府部门，更要将抽查监督纳入日常工作范畴。

　　调查表明，12.9%的农民工希望加大对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组织力度，41.8%的农民工认为在城市生存，最大的困难和障碍是缺乏专业技术，另有26.1%的农民工认为最大的困难和障碍是找不到工作。对此，提供及时准确的务工信息，使他们外出时付出较少的务工成本，应该成为政府和有关部门的一项具体任务。

　　看病就医难和子女就学难，是农民工心中永远的隐痛。从目前的情况看，扩大社区医疗范围，并择机将农民工纳入医疗保险的范畴，显得尤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