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看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暂缓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又看到国家发改委准备在“大范围提高社会工资”、“提高住房货币补贴的标准”等刺激消费的方案。对于在体制外单位就业、工资不靠国家财政拨款的职工来说，只体会到前者的落寞，而体会不到后者的激动。如果各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作为企业必须遵守的一项政策，体制外职工还可能享受涨工资；而发改委“大范围提高社会工资”、“提高住房货币补贴的标准”等，如果没有全面的措施，那些工资不靠国家财政、提高不提高由企业说了算的职工，就将无缘“大范围提高社会工资”。

在计划经济时代，单位都是国家的，工资也是国家发，发改委做出“大范围提高社会工资”、“提高住房货币补贴的标准”等，社会上所有领工资的人都可以享受到政策好处；但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除了公务员、部分事业单位职工，以及部分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由国家财政发，其他身份的职工工资都是单位说了算，国家管不了企业发工资。而且，在体制内单位就业、工资靠国家财政的只是少部分，更多职工是在体制外单位、工资靠企业利润发。换句话讲，发改委“大范围提高社会工资”、“提高住房货币补贴的标准”等政策只能由少部分人享受。

长期以来，中国工资收入所占GDP比重较低，形成了“国富民穷”的不正常现象。发改委这次旨在扩大居民收入、全面刺激国内消费的方案，参与研究的专家也建议，逐步使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提升为45左右（西方发达国家工资收入占GDP的50-60）。应该看到，提高工资在GDP中的比重，不能只靠涨——涨工资只能在财政供给单位容易实现，比如，相比其他行业，公务员工资增长就很稳定，还必须考虑到国家不能直接左右企业收入分配的现实，多采取政策引导，比如，提高个税免征点——让居民收入少流入国家财政，以税收等政策鼓励企业涨工资。

的确，“大范围提高社会工资”不仅对于刺激国内消费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具有眼前意义，对于扩大居民收入、改变长期以来“国富民穷”的现状也具有长远意义。建议发改委在起草“大范围提高社会工资”的具体细则时，应该充分考虑到体制内单位和体制外单位的不同，充分考虑到财政供给单位和非财政供给单位的区别，只有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才能让“大范围提高社会工资”是普惠式的，而不是部分群体的“福利”。总之，“大范围提高社会工资”需要多管齐下，唯有此，全体国民才能享受到“大范围提高社会工资”的政策好处。（王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