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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 题: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上海怎么做
  日 期:2009/5/15  源 自:中华职工学习网 【字体: 字体颜色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

上海需要更多自主立法空间

昨天下午,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相关框架的出台实际上也是为了这一目标而服务,其中,上海最为迫切需要的是在地方立法自由度空间方面的一些突破。

“上海跟香港、新加坡等地区相比,在软、硬件各方面的差距正在缩小,但在不少制度、措施方面的接轨还不够,这事关立法的自由度和相关空间,”张军认为,诸如开办一些市场、开通相关业务等,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学习、模仿而解决的问题,而在这背后,“需要合法性的支持,要看中央各部委的态度。”

张军认为,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相对封闭,对于资本的流入有着复杂的管制制度。上海要真正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对于利率、汇率、境外资金流动等方面所需要的灵活自由度,跟现行的法律法规还多有抵触的地方。

“这次相关框架中提到先行先试这四个字,可以看成一个利好的信号,”张军对此感到颇为兴奋。

此外,上海“两个中心”纳入国家战略的好处在于——可以为上海带来足够的金融、航运服务业的需求。“我个人认为,金融、贸易、航运方面,上海都有着充分的条件来大做一番。”

“上海能做什么呢?应该拿出多层次的金融服务来。”他举例说,上海的金融市场应构建出创业板、科技板等多层次的架构,并能够提供灵活的转板衔接服务来。由于国际金融中心吸引的需求必然还有一部分是来自境外的,那么吸引境外机构在上海发行人民币债券、在汇率方面谋求更灵活的政策等也是上海所需要做的。

国际金融中心协会主席陆红军:

要向主动金融国家转型

昨天晚间,国际金融中心协会主席、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陆红军表示,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推动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意义很大,可以说也是奠定了上海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此前,陆红军已撰文指出中国要向主动金融国家转型。“如今的国际金融格局呈现这样的态势:发达国家定规则,新兴国家守规则。一个大国的金融主观能动性决定着其金融中心的综合竞争力。而其余国家只能在既定的游戏规则下随波逐流,将辛苦积累的财富拱手让给游戏规则的制定者。由此,产生出了主动金融国家和被动金融国家之分。”

陆红军强调,主动金融国家在国际金融中心往往具备三大特征与优势:制定国际金融规则的权力圈与话语权;敲定金融市场价格水平的霸权与能力;决定各种金融工具与头衔的特权与创意。华尔街、工业七国(G7)、各式高峰论坛与精英俱乐部、独霸全球的金融专才资格注册权的NPO组织等就是主动金融国家的标签或名片,也是其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利器与舞台。他们通过这些资源优势主宰着世界金融的游戏规则与主动权。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

金融生态建设是破题之道

“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如果再不破题,就要被其他国家和地区抢去了。而在中央政府层面出台指导意见正是一场‘及时雨’,对于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方向描绘了大致蓝图。”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昨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他分析,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使我们更加意识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感。“我们应该抓住时机加快输出人民币,让更多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在对外贸易中以人民币进行结算。当人民币用于国际结算时,中国和周边地区的企业所承受的外币汇率风险即可部分消除。”

“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必由之路。”孙立坚表示,在上海通往国际金融中心的路径上,第一步确立上海是一个人民币的金融中心。即所有重要的以人民币计价、交易、结算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主要在上海成交和发生。第二步,人民币在资本项下正在变得越来越可兑换,在确立人民币金融中心的地位后,一旦人民币完全可兑换,上海就自然而然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孙立坚表示,如果说人民币中心是金融中心建设的硬环境,那“金融生态建设”则是更为关键的软环境,而在软环境方面上海进步的空间则更大。他透露,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将对金融高级人才落户上海发挥更为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现在来看,针对高端的金融服务意识是非常稀缺的。”

孙立坚将金融生态环境概括为“一流的金融人才团队、高附加价值的金融创新服务以及社会整体认知风险的金融文化水平这三大因素。”他认为这些成为全球化金融中心的条件,伦敦做到了,纽约也基本做到了,而东亚国家,包括日本和韩国在内,都还有很多缺陷。

这对上海来说就是一个机遇,亚洲国家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金融中心,正是因为在金融生态建设上比起伦敦纽约都有差距。“如果上海能在这方面加大发展力度,那么超越其他竞争对手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很有希望的。”他这样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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