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理论的实验和有实验的理论

儿童发展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有规范化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本质上就是一套规范体系，说白了，就是一套游戏规则。没有这套规范体系，科学就不成其为科学。科学实验是科学认识的基础，没有科学实验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实验研究确实为儿童发展心理学提供了大量的数据，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众多的理论，从而也为学前教育提供了依据。近年来，发展心理学家对传统的研究方法作了创造性的改进，使研究对象有所扩大，研究内容有所拓展，从而对早期教育产生了更加丰富的实用价值。最典型的是发展心理学家一改以语言反应为指标的传统，采用注视时间、生理反应指标等研究方法，把实验研究从幼儿推伸到早期婴儿身上，扩大了儿童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范围，使我们对婴儿甚至新生儿的心理能力有所认识。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就没有“托幼一体化”的教育主张。

　　此外，精巧的实验研究也为传统的发展心理学理论注入活力。如新皮亚杰学派用实验法补充了皮亚杰临床法的简略，使理论体系的实验支柱更加可*。为了克服认知心理学面临的理论和技术的挑战，有些认知心理学家甚至主张把认知心理学与精神分析相结合，以便形成一种新的学科分支，达到相互扶持、共生共荣的目的。

　　实验法对心理学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我们知道，任何理论都力图对可能世界作出结构描述，理论作为描述真实世界的结构，需要经受指称性的检验。这种检验只能通过实验来完成。每一个实验结果所得到的特称判断，为理论提供事实，提供补充，提供确证。科学实验融合了理性思维与感性认识的特点。它既是衡量已有知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又是产生新理论的基础。从一般意义上讲，理论必须服从实验，无论是背景理论还是待验理论，概莫能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成果的积累，实验研究的规范性渐渐暴露出自身的局限性。任何一个实验研究都只能孤立地、静止地、人为地进行，因而它的适用范围是狭小的，研究对象是有限的，数据资料是零散的，反映水平是肤浅的，与真实的人的心理相去甚远。尤其可悲的是实验研究越丰富，人的整体被分割得越细小越零散，我们就越不明白人的心理是什么。也就是说，实验性越强，反映性就越差。而反映性越差，价值性就越低，兴趣性更是荡然无存。问题更严重的是实验法从方法论上支持了原子说、机械论和还原论，在认识论水平上造成众多的负面影响。于是，不少人对实验法产生怀疑。人们开始以更开放的心态对待研究方法，最典型的是把质的研究引入心理学。在学前教育中，不少研究者还大量使用个案法、行动研究法等。我们知道，质和量是一对哲学范畴,它们是相互关联的。在研究中，纯粹的定性与定量方法是不存在的。无论是哪一种研究方法，都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都必须有事实与逻辑这两条腿。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都应该是有事实根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都应该是实证的。这是科学研究的客观性的要求。“无论是哪一个时代的科学的价值目标或价值标准都不能离开客观性这个最根本的价值标准，而且必须以客观性或客观性程度（广度和深度）为准绳。”〔1〕

　　有人认为，教育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不可能甚至不应该进行量化的研究。其实，量的研究的精髓就是研究者对被试施加影响，寻求影响与变化之间的关系。教育本身不就是这么一种过程吗？如果我们把自己找不到变量、提不出假设归罪于实证研究，难道不感到有失公允吗？我注意到一些科研论文缺乏科研的规范，研究无假设，却美其名曰“白描”；取样范围狭小，数据不充分，就冠以“质的研究”；论文无结构，却号称后现代；甚至有些博士学位论文写成读书笔记，有文采的更是写成“博士散文”。这样的论文并没有为学科提供新知识，对学前教育也没有提供新指导，它的学术价值就很有限。我们应该树立科研的规范意识，在科学哲学层面上充分认识科研规范的意义。有些学者近来热衷于现象的解释，按自己的臆想来解释儿童的行为。这对理解儿童和认识儿童毫无价值。据说解释学的理论根据是后现代主义，其实这是对后现代主义随心所欲的曲解。这种解释既缺乏科学精神又缺乏负责态度，此风一旦在学前教育界蔓延开来，是多么可怕！

　　我们知道，对现行科学体系，包括研究方法的抨击，是后现代主义在科学领域中的一大目标。后现代主义否认传统科学方法论所设定的目标，认为这个目标是无法实现的。世界上不存在一种普适的思想和中性的规则，科学方法论总是与某种理论相关的。客观性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后现代主义的心理学家们竭力主张将传统的注重归纳推理和实验研究的方法转向注重语义分析和协商对话，终结实证的主导地位，采用多元化研究方法，使心理学研究向价值负荷和人性复归而努力，促进心理学理论向多元的、去中心的、有情感的、重意向的、重社会关系的、本土的方向前进。①所有这些观点无疑是革命性的。它充满着反传统、反权威、反主流、反因果决定、反科学主义的豪情。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后现代主义的心理学目前还没有解决方法论的问题，我们只能承认它是理念上的一大进步。但沉浸于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对科学发展和社会实践活动,包括对幼儿教育的发展是有害的。

　　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主义应该是对结构主义局限性的解构，而不是对结构的摧毁。对科研局限性的克服，是要在更大范围的研究中坚持客观性原则和灵活运用客观性方法，而不是要放弃客观性原则。科学研究是人的认识活动，它确实离不开人的主观世界。但人类对客观存在的认识只能是主观与客观的永无休止的磨合，而不是退缩到主观世界中去探究客观存在。简单地去主观臆断，热衷于把一些对个别现象的解释归之于一个新的形而上学动因，且这个动因并不能给出更一般的解释，这不是科学解释，而是伪解释，因为它缺乏可检验性。在科学上，原则上的可检验性是科学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认识世界是人类本身的需要。这个需要可以通过科学、艺术、宗教等方式来满足。用规范来认识世界就是科学，用体验来反映世界就是艺术，用信仰来规范行为则是宗教。无论是量的研究还是质的研究，都应该是有事实的，是可证实的。或者说，应该是经验的，而不是体验的甚至是信仰的。把科研活动退化为充满个人体验的精神遨游和完全封闭的自我表现，是科研的藩篱，于理论、于实践断无益处。套用一句流行用语：发展是硬道理，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时至今日，在儿童发展心理学中，实验法与其他方法的综合运用，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但主流的方法依然是实验法。即便是研究儿童对他人的意图、信念和动机之类的内部心理过程理解的心理理论，也离不开实验法。

　　就实证研究本身而言，它也在不断改进之中。例如，人们开始从传统的研究思路中跳出来，不再热衷于把研究结果推广到更广的领域，而是更加注意单一的法则，更加注意生态、社会环境、人际交往对发展的效应。同时，研究内容也从外部行为推进到内心世界，研究儿童的心理理论。所有这些进步都体现了人类为追求认识的客观性作出的不懈努力。

　　我想，对于我国发展心理学的研究现状而言，问题不在于实验太多了，实证过头了（实际是此类研究还远远不够），而是在于我们的研究者重科学事实的收集和规律的发现，轻理论的构建，缺乏理论建设的功夫，没有将研究成果及时归纳成相应的理论体系。殊不知，科学理论比科学规律具有更强大的解释功能、预测功能和生题功能。在我们的心理学领域中，理论研究和理论建设确实太薄弱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复杂的。比如，述而不作的文化传统，理性思维规则不清，理论兴趣不足，批判性疲软，创造性缺乏，等等。这种现象在早期教育范围内也普遍存在。在早期教育中，尤其是在幼儿园教育中存在着强烈的跟风现象，表现为蝴蝶效应突出。究其根源，主要是缺乏理论分析和怀疑精神。其实，理论并不是高深莫测的。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总是在特定的理论指导下提出研究假设，总是在理论指导下对观察材料或实验数据进行分类和评价，总是在用研究成果对理论进行补充或修正，因此提出一个微型理论是完全可能的。美国心理学家吉布森夫妇的知觉学习理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与其他心理学大师及其理论相比，吉布森理论不是那种气贯长虹的骇世之作。她的研究领域就限定在知觉学习和发展中，在这个领域中，她唯一的研究原则就是通过一个又一个有分类的实验为理论添砖加瓦。虽然她还没有做到让自己的理论预见从所有的实验中得到证实，也没有使自己的理论对知觉这一心理现象作出总体的说明，但她在这一领域中几十年如一日的努力，功不可没。她对事业的坚定、专注，务实、勤奋、充满智慧又不失幽默的精神，给每一个从事儿童心理学和儿童教育工作的人留下了富有启迪的影响。平心而论，吉布森的知觉学习理论尽管在知觉发展研究领域中是众所周知的，但并不支配着这一领域的研究和发展取向。在我们看来，这正是她的可贵之处。科学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冲破旧体系、旧思路的过程。一个对某一领域有影响但并不垄断的理论，才是推动这一领域发展的内在力量。吉布森及她的同事们的基本课题是年幼婴儿能发现什么和注意什么，用实证科学的态度精心地收集儿童知觉发展的资料，这对于儿童心理发展的研究和教育实践是极其重要的。她的理论不仅使我们充分地认识儿童知觉发展的规律， 也促使我们认真地思考在学前儿童教育与特殊儿童教育中如何运用这些规律，发挥儿童的主体活动功能，切实提高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的质量。”〔2〕相比之下，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而要做到这一点又是完全可能的。朱智贤先生在《儿童心理学》一书中提出的新需要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是儿童心理发展动力的假设，就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理论。有理论的实验和有实验的理论，才是最有生命力的科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