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西班牙的电影导演，人们更愿意谈起卡洛斯·绍拉或佩德罗·阿尔莫多瓦。但从电影史的角度，我们更应该关注路易斯·布努艾尔，原因是他以超乎常人的才华，固执地把超现实主义融进了他的影片之中。在20年代先锋电影的试验狂潮里，如果说有谁最成功地把某种风格保持，并一以贯之地在银幕上延续的话，那只有路易斯·布努艾尔。布努艾尔在艺术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先锋派，从政治上讲，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对一切来自政府的压迫，都极力反抗和批判，因此从西班牙到巴黎，从美国到墨西哥，哪里似乎都不是他理想的家园；从宗教上讲，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因此总是遭到宗教人士的抨击。正是如此，他成了20世纪最伟大的、也是最具传奇性的电影导演之一，一生一共拍摄了32部影片。流亡异乡的晚年，他经常用手枪射击花园里植物上的蜘蛛以泄郁闷，其实，他的一生都在用电影瞄准一些东西不停地射击着
路易斯·布努艾尔，1900年出生于西班牙艾拉贡尔省卡兰达镇，父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从小就在教会学校里读书，深受宗教教育的影响，并目睹了宗教的一切虚伪面具。有一天，他在巴黎的一家影院看电影，正好放映的是德国早期电影大师弗里茨·朗格的影片《疲倦的死神》。从此，他就迷上了电影。布努艾尔曾说：“《疲倦的死神》打开了我的眼界，它使我看到电影奇异的表达力。” 拍摄于1928年的处女作《一条安达鲁狗》，时至今日已经成为超现实主义电影里程碑式的作品，尽管它只有短短的17分钟。影片中充满了暴力和血淋淋的镜头：一只剃须刀割开一只眼睛，一只爬满蚂蚁的手，一只伏在钢琴上的死驴，变成臀部的乳房等等。布努艾尔是想在资产阶级这块严密的幕布上狠狠地划上一条口子，既是挑衅，又是嬉戏；既有严肃的主题，又有玩世不恭的游戏色彩，他要让所有的观众都大吃一惊，特别是那些有资产阶级趣味的观众，因此，他不惜一切代价，将他的卓越才华和想像力全部倾泻在那些令人不快的画面组接中。他预想了观众的厌恶与反感，抗议甚至辱骂。为此，在影片首映的时候，他在自己的口袋里装满了石子，打算放映一结束，就将那些石子扔向观众，以便制造更大的混乱。奇迹出现了，电影放完，没有嘘声四起，没有辱骂，而是长时间热烈的掌声。首映之后，影片又被连续放映了八个月。到了《黄金时代》，布努艾尔把海滩上两个毒蝎厮杀拼斗之景与几个坐在岩石上的主教相互跳接，辛辣讽刺了宗教斗争如同毒蝎一般，虽然表面上不露声色，骨子里狠毒异常。影片继续了对资产阶级的打击：牛车出现在衣冠革履、云鬓香肩的贵宾之中；小孩被园丁持枪射杀而死，酒会中的宾客毫不以为然，继续他们的谈话。该片上映时引发了群殴、谋杀和示威游行，12天后，《黄金时代》被禁演，直到1980年才被取消。也正是因为这部片子，布努艾尔受到好莱坞的邀请，他作为米高梅公司的观察员来到好莱坞，但是很快他“拘谨的拍片公式”和“巨额的预算”让他和好莱坞格格不入，他回到巴黎。为了“报复”他在好莱坞的这段日子，布努艾尔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当年在《资产阶级审慎的魅力》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之后，墨西哥记者采访布努艾尔，问他这部电影能不能获奖。“当然会得奖”，布努艾尔边吃东西边回答，“奥斯卡当局要求25000美金，我已经如数照付，美国人虽然有一大堆缺点，但他们从不会黄牛的。”这个子虚乌有的“收买奥斯卡奖”的消息一时间传得沸沸扬扬。在戏谑的背后，毫不掩饰布努艾尔坚定的反对姿态——拿奥斯卡奖，也就是拿资产阶级秩序开一个小玩笑而已。在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成立之时，他回到了西班牙，随后拍摄了《无粮之地》，和所有布努艾尔的影片一样，《无粮之地》又犯众怒，这一次连他的工作人员都拒绝将名字写入演职表，毋庸置疑，这部片子难逃禁演的命运。从1933年到1949年，布努艾尔沉寂了一段时间，直到1950年，他拍摄了《被遗忘的人们》。这部充满暴力的关于青少年犯罪的影片再次显示出布努艾尔在影坛上的重要地位，不仅影片赢得了戛纳电影节国际评论奖，布努艾尔本人也获得了最佳导演奖。随后他创造出了宏大的“宗教三步曲”（《比里·迪安娜》《纳萨林》和《沙漠中的西蒙》）和“女性三步曲”（《女仆日记》、《白昼美人》、《特里丝丹娜》，奠定老年布努艾尔的“黄金时代”。1976年，被迫离开祖国的布努艾尔还是在西班牙的土地上完成了最后一部作品《欲望的隐晦目的》，为自己的一生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布努艾尔的电影充满社会压迫、宗教狂想、弱肉强食和声色犬马，充满了诡异的人物、荒诞的事件、缠绕不断的梦境和奇怪的道具，他的影片总是让人难以分清哪部分是幻想中的真实，哪部分是真实里的幻想。当观众一再问他，《白昼美人》里面“那个韩国嫖客拿的小盒子里到底装着什么？”，而布努艾尔自己也不知道，我们只能相信这是他的直觉——那些无法说清的事物里深藏着不可企及的魅力，或者说深藏着难以表述的深意，就像他的电影里常常出现的与情节无关的破麻袋一类的道具——而且破麻袋还是被一个体面的资产阶级随身携带的时候。布努艾尔习惯在他的电影里把一个个生活片段组接起来，大使、上校、女游击队员、中尉、主教等人物也随着这些片断不断出现、不断消失，这些人物对应了布努艾尔对于政治、宗教、以及恐怖主义等现实问题一贯的关注。《资产阶级审慎的魅力》里的六个男女为什么在旷野中的大路上行走而游离于前后情节，相信同样出于布努艾尔的直觉。所以当《欲望的隐晦目的》用两个女演员饰演同一个角色时，人们似乎不感到意外，还认为这是布努艾尔对于人的复杂多面性的诠释，尽管事实是第一个演员与布努艾尔发生激烈争执而不得不使用第二个演员，然而到了布努艾尔这里，事故化为奇迹，银幕上两个气质完全不同的女演员交替出现，人们自然而然地为此做出超现实注解。纵观布努艾尔的影片，他的超现实气氛来自最无逻辑可循的情节，来自孩童般的恶作剧，来自人物脸上怪异的表情所散发的内心深处的信息，也来自常态生活的外表下的浮想联翩。他的超现实主义实际上是出于对现实的无望而生发的某种拯救行动，它以尊崇精神内部的欲望、神秘体验、黑色幽默等等，对抗既有的一切陈腐的秩序。布努艾尔总结说：“当人们问我，超现实主义是什么，我的回答总是：它是一场充满诗意的、革命性的和伦理性的运动。”但在晚年，他却说：“人们常问我什么是超现实主义，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有时我说超现实主义在次要方面取得成功而在主要方面失败了。……最渴望的，一种迫切但又不能实现的愿望是变革世界和改变生活，在这个方面——主要方面——只要瞥一眼周围的世界就能觉察到我们的失败。”他指的是这一流派的成员都成了名，但他们共同改变这个世界的愿望却落空了。他的拯救行动没有成功，固执的布努艾尔行将瞑目也不得安宁，他在自传《我的最后一口气》里写道：“我死以后，每隔十年我会从坟墓里爬出来，出去买些报纸，夹着这些报纸，静静地溜回我的坟墓，在另一段长睡前，好好读一下这些报纸，知道这个世界这些年来到底发生了哪些灾难，而我此刻正躺在我的棺材里，既安全又舒适。” 就在他逝世前不久，这位追求自由而流亡国外的世界电影大师终于获得了祖国的承认。1983年，西班牙国王向他颁发了西班牙最高勋章——伊莎贝尔天主教大十字勋章，以表达西班牙人民对他的敬意，并给与他高度评价：“布努艾尔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电影工作者之一，他学识渊博、谦和耿直、个性鲜明，他是20世纪的天才，和毕加索一样，他们为人类的文明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提起西班牙的电影导演，人们更愿意谈起卡洛斯·绍拉或佩德罗·阿尔莫多瓦。但从电影史的角度，我们更应该关注路易斯·布努艾尔，原因是他以超乎常人的才华，固执地把超现实主义融进了他的影片之中。在20年代先锋电影的试验狂潮里，如果说有谁最成功地把某种风格保持，并一以贯之地在银幕上延续的话，那只有路易斯·布努艾尔。布努艾尔在艺术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先锋派，从政治上讲，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对一切来自政府的压迫，都极力反抗和批判，因此从西班牙到巴黎，从美国到墨西哥，哪里似乎都不是他理想的家园；从宗教上讲，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因此总是遭到宗教人士的抨击。正是如此，他成了20世纪最伟大的、也是最具传奇性的电影导演之一，一生一共拍摄了32部影片。流亡异乡的晚年，他经常用手枪射击花园里植物上的蜘蛛以泄郁闷，其实，他的一生都在用电影瞄准一些东西不停地射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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