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非专业记者的环保观

人在自然的这个大秩序里应该怎么做？人类确实在挑战自然方面有卓越成就，但是，你再看看楼兰、看看尼雅，看看失落在塔里木盆地里的一个又一个文明吧。考古学家说，2000年前的楼兰就像今天的香港，是一个东西方文明交流大道上的繁华之地，但是这颗文明之珠多么脆弱，当塔里木河的水抛弃了这一方土地的时候，文明就枯萎了。

　　长江的命运又会怎样？ 在面对三峡这个人类巨大的工程时， 我们是不是还应该想到这是人类挑战自然秩序的一次绝无仅有的行动？ 它将怎样永远地改变长江，改变长江里的生命，改变长江养育过的文明，改变现世长江边人的生活？对此或许还不到评说的时候，但作为当下正在经历的一个记者的职责，就是记录！

　　记下涪陵、丰都、万州、云阳、巫山、奉节、秭归这7座即将淹没的城市的最后容颜，记录长江文明在这里沉积下来的踪迹，悄悄压住埋在心底里的一声叹息，用眼睛所看到的细节，讲述一个人与自然大变动关键时节的种种场景，我想知道一个城市被宣布死亡日期、一天一天倒计时计算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我想精确知道一个家庭即将搬离他们祖祖辈辈的老屋，是什么样的感受；我想看到人们向老屋告别时脸上的表情和背上的行装。

　　“那一天晚上，一场雷暴显示了涪陵的非同一般。半夜，被轰鸣的雷声惊醒，当时的感觉自己像是躺在一个巨大的砧板上，被铁锤反反复复地砸。上下都是坚硬的铁，中间是一团乱如麻的敏感神经，一下一下……

　　那一刻，突然觉得我和巴人是那么的接近，我穿越了几千年的时光隧道进入了巴人的内心世界。

　　在这样的云雨瞬息即至，大自然随时纠集起各种力量发威的地方，人会用他的全部想象去向大自然“献媚”。

　　如果我是一个生活在巴山渝水的人，我也会象巴人一样，向自然的伟力低下自己的头颅。同时我也会小心翼翼地学着和它和谐相处。”

　　这是我写在“三峡无法告别”系列报道里的一段话。我想，《南方周末》的“三峡无法告别”可以说是环境报道，但它又超越了环境报道，假如，我们理解环境报道仅仅局限于“环境”二字，路就会越走越窄。一个记者只有忠实的记录或许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思考。

　　有关野马放野的寓言

　　长江三峡的采访和报道，给了一种眼光和一个思考问题的角度，从此以后，不论是行进在太行山的褶皱里采访一群盲艺人，还是穿行在北京的胡同里记录那些即将失去的老宅子，我都能感到自然的秩序与尊严，它让我凛然起敬不敢造次，我总在想，人类在这个大秩序中应该怎样约束自己的行为，我努力地在生活中在我的报道中寻找人与自然秩序的和谐，不论是写长江里中华鲟的命运，写人挽救中华鲟的努力，或者写新疆旷野中的野马，再或写北京一个四合院的拆除，我似乎都找到了一种判断事物的价值标准，这个标准可能不是用来判断对与错的，而是用来衡量一种美的，自然、生命、人，在这个大构架里，各得其所，各安其身，和谐共处就是一种美。

　　新疆野马故事我一直跟踪报道了十多年，野马是一个有6000万年进化史的动物，但在短短几十年内断送在人类手里。野马的野生种群在上个世纪某个时刻在地球上绝迹了。也就是说，马，陪伴和参与了人类文明上升全过程的、人类最好的朋友和助手，它的原始的根，断了。

　　现在野马靠100年前被西方探险家掳到欧洲美洲的动物园里做马戏演员的马保留下了物种，没有哪种动物像野马一样历经苦难，流离失所，背井离乡。没有哪种野生动物的生命自然历程像野马这样受到过人类的强烈干预。

　　现在人们想回复野马野生的生存状态，想通过人工驯养放野的方式恢复野马野生种群，但十几年来，野马同放马的人经历了极度的艰难，我用十年的时间记录野马与人类的共同挣扎和努力，《我看见中国第一匹野马死亡》—野马因为长期圈养而肥胖最终难产死亡；《让野马野去吧》—人们不得不将野马放野实验，在整整被圈养100年后野马奔向原野；《野马危急》放野之后野马不堪大自然的磨砺而失踪和死亡；《野马在野已三年》记录的是野马在付出沉重的代价后开始在原野上生存并在没有人类干预状态下生下了小野马，但问题接踵而至，人类过量地开发了准噶尔盆地，原来野马的家园现在到处都是人了，就算是恢复了野性，野马又到那里去野呢？

　　我这觉得野马和野马放野本身就是一个寓言：人类在弥补自己犯下的错误有多难，要走的路有多长，或者借用托尔斯泰小说《复活》的寓意，这是一个物种的复活，也是人类的复活。

　　环境、生命，最后的指向是人类心灵。作为一个记者，虽然没有报道过更多重大的影响我们生活的环境事件，但宣扬一种意识和价值标准，或许也能让人稍有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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