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殷墟直至西周时期，墓葬中的陶器组合较为固定；早中商时期，陶器组合均未有较为固定的形式。
第二，殷墟时期，墓葬陶器组合多为酒器和炊食器的配套，虽然食器鼎、簋有所增加，但酒器仍是组合的核心，这一时期仍是“重酒的组合”而非“重食的组合”；而早中商和西周时期，陶器组合多为炊食器而少酒器。
第三，殷墟时期，觚、爵配套已成定制，且这两类器物多出现在墓葬中，遗迹中少见；早中商时期，觚、爵同时出现的次数极少，而且觚和爵都是在遗迹中发现，墓葬中不见。
第四，殷墟时期，觚、爵等器并非实用器，是专为墓葬中死者而作的明器；早中商时期，这些器物都是实用器。
第五，殷墟时期，大墓中除随葬有成套的青铜礼器外，一般也有陶器共出，且陶器多为一套觚、爵；早中商和西周时期，随葬铜器的墓葬不随葬或较少随葬陶器。
第六，殷墟时期，墓葬中陶器的种类较丰富，有觚、爵、豆、盘、簋、鬲、斝、罐、觯、盆、卣、尊、鼎、罍、瓿、、甑、壶、盂、瓶等几十种；而早中商和西周时期，墓葬中陶器的数量较少，种类较殷墟时期也显得单一。
以上分析表明，早中商、殷墟、西周时期，其墓葬陶器组合有着相似性和差异性。差异性说明三者不属于同一时期，而相似性说明它们之间年代较为接近，殷墟墓葬陶器是在吸收二里岗期陶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对西周初年的陶器有着深远的影响，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殷墟墓葬陶器组合的时代特征、家族特征和其他的社会问题也是重要内容之一。时代特征主要表现在：
１、第一期和第二期墓葬数量少，随葬陶器数量也少，器物种类单一，组合形式单一。到了第三、四期，墓葬数量增多，随葬陶器的数量随之增加，器物种类增多，组合形式多样，新器皿更多出现；
２、实用器普遍存在于殷墟文化第一、二期，到了第三、四期，特别是第四期，实用器减少，明器则大量增加。另外，第四期时，出现大量的仿铜陶礼器，这些也是象征性的明器；
３、在殷墟文化第三、四期，出现了某些新器皿，如盘、壶、盂、瓿等。盘始见于第二期，至第三、四期有所增加。罍、瓿亦多见于第三期，到第四期则大量增多。第三期中罕见的卣、鼎、斝、、甑、盂等器，在第四期时开始出现；
４、第一期和第二期，墓葬中随葬的陶器大多是一类器物一件，但到殷墟文化第四期时，除觚、爵是各一件为一套外，其他陶器有随葬多件的现象，像罍、瓿、壶、罐等多两件以上，有些则多达十几件。觚、爵等一些酒器大多为象征性的明器而非实用器，而在早中商时期，这些器物多为日常实用器；家族特征表现在：殷墟时期的墓葬是以族埋葬的，即所谓的家族墓地。不同的家族墓地，随葬品组合不同，即便是同一家族墓地，也会表现出家族间在政治地位、财富多寡等方面的差异。殷墟西区是一块较大的家族墓地，这个墓地分为十个墓区，各区之间墓葬陶器组合有所区别。反映了不同族之间生活习俗和埋葬习俗的差异。
另外，殷人饮酒风习、晚商时期的阶级关系等在墓葬方面表现得亦为明显。饮酒风习在古文献、甲骨文有记载，在考古发掘的墓葬随葬品组合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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