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玉米在明代晚期即已传入山西，但直到光绪年间，玉米才在山西得到普遍种植。本文通过对山西与相邻各省在玉米引种时间上的比较分析，对山西各县区玉米别称的来源及玉米传入山西的途径和时间做了比较详细的梳理归纳，进而指出玉米这种高产作物对山西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
山西方志对玉米的记载，最初比较简单，明万历至清康熙年间，个别地区在物产中只记录了玉米的名称。乾隆年间，南部的绛县和北部的大同先后对玉米的形态特征做了描述，云“其苗叶胥似高粱，穗如秕麦，叶旁别出一苞，垂吐白须，久则苞拆子出，颗颗攒簇”，[1]光绪年间，山西的一些地方志中对玉米的描述增加了新的内容：光绪六年（1880年）《闻喜县志》记有“玉蜀黍（山地园地艺，补麦缺）”；光绪九年（1883年）《怀仁县志》中记载：“玉蜀黍（不及秋霜，宜广种）”；在民国时期方志中，才见到如“玉蜀黍……颗粒有大小之别，小颗粒晚种合宜，大者宜早种”[2]这样一些对玉米品种和种植技术比较详细的记载。一、玉米在山西的别称及来源玉米的别称甚多，全国约有70余种，在山西有玉蜀黍、玉稻秫、玉高粱、玉秫秫、玉秫、玉茭子、玉茭茭、包谷、玉谷、禹谷、舜王谷、御麦、玉麦、棒子等10多种。在这些别称中，以“玉蜀黍”通行的范围最广，其他别称通行的范围都比较狭窄，如表1所示，称“玉米”的地区只有山西北部的定襄县；称“玉蜀黍”的县份在山西全省各个地区中都有，从北部的大同、怀仁、繁峙，到中部的清源、昔阳、寿阳，再到南部的岳阳、安泽、翼城、襄陵、沁源、安邑、闻喜、绛县、新绛，都做如此称呼；称“玉茭”的地区有北部的定襄、繁峙、河曲，中部的太谷、平定，东南部的襄垣、长子、阳城；称“包谷”的地区有清源、文水、河津；称“玉谷”的地区有安邑、芮城；称“御麦”的地区有阳城和新绛；称“玉麦”的有南部的乡宁和翼城；而其他别称只出现在个别县的方志记载中。同治《建始县志·物产》曰“包谷，山陕曰玉高粱”，在山西大多数地区的方志记载中，玉高粱和玉蜀黍都是一起出现的，这是因为“……谷谱蜀黍，一名高粱，一名蜀秫”，[3]“……关西呼蜀黍为稻黍，今山西平阳、汾州诸郡人，余见其通呼为稻黍也”，[4]“……稷曰蜀秫，又曰茭子，即高粱也”，[5]由此可见蜀黍、蜀秫、稻黍、茭子都是高粱的别称，因为玉米“其苗叶胥似高粱”，[6]所以又被称为“玉蜀黍”、“玉蜀秫”、“玉稻黍”、“玉茭子”。对“玉秫秫”和“玉茭茭”这两个别称，光绪八年（1887年）《寿阳县志》中这样记载：“玉秫秫，茎叶似秫秫，为实大而有光泽，故名。一名玉茭茭，盖秫声之转，而字之认犹之椒菽同，从叔声而异读也。”[7]玉米之所以又被称为“包谷”，大概是因为“结实有皮包之”[8]和“《本草纲目》始入谷部”[9]这样的原因。中国直呼玉米的地区不广，在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地区，“包谷”是对玉米最普遍的称呼。玉谷也是玉米的别称，在清人的地方志中，也有禹谷或御谷的。章学诚说：“苞谷一名玉米，一名玉谷，谓合五而六也。”嘉庆《河津县志》：“包谷一名禹谷”，嘉庆《商城县志》也载：“玉蜀黍一名玉谷”。玉谷的称呼多流行于北方。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这样写道：“别有一种玉米，或称玉麦，或称玉蜀秫，盖亦从他方得种。”[10]玉麦之称，在明清两代多见于云南、贵州西部、四川西部、甘肃、陕西中部、河南等地区，另外，安徽、直隶、山东等省的地方志中也有所记载。为什么叫玉麦？据光绪《名山县志》的解释：“粒豆，色黄润如玉，故得玉名”；道光《城口厅志》曰：“麦者，言可磨面如麦也”；道光《新津县志》则说：“玉麦，言其粒如麦也”。看来，果实外形似玉，又可磨面如麦子，是玉麦称呼的由来。表1山西玉米别称及通行县区分布名称|通行地区玉米|（光绪）定襄县玉蜀黍（玉高粱、玉蜀秫、玉稻黍）|（乾隆）大同府、绛县（道光）繁峙县、大同县（光绪）怀仁县、清源乡、寿阳县、闻喜县、盂县（宣统）文水县（民国）昔阳县、岳阳县、安泽县、翼城县、襄陵县、沁源县、安邑县、新绛县玉茭（玉茭子、玉茭茭）|（乾隆）阳城县（嘉庆）长子县（道光）繁峙县（同治）河曲县（光绪）定襄县（民国）太谷县、平定县、襄垣县包谷|（光绪）清源乡、文水县（嘉庆）河津县玉谷|（民国）安邑县、芮城县御麦|（乾隆）阳城县（民国）新绛县玉麦|（民国）乡宁县、翼城县禹谷|（嘉庆）河津县舜王谷|（万历）稷山县棒子|（民国）安邑县表注：括号中朝代系后列府县乡志书的刊版年代。关于“御麦”这一别称的由来，在同治十三年《阳城县志》中这样记载：“以曾经进御，故名”。在两湖地区也有将玉米叫做“御高粱”和“御米”的，大概也是因为玉米曾经是贡品，而在称呼前冠以“御”字。总之，玉米在山西的传播过程中，名称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主要还是继承了玉米来源地的名称。二、玉米传入山西的时间和途径玉米在国内的传播可以分成两个时期，由明代中叶到明代后期是开始发展时期，到明代后期这种农作物已传播到全国近半数省区，清代前期全国各省县份多已种植。在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稷山县志》的《物产·谷属》中列有“舜王谷”，这可能是山西古籍方志中关于玉米的最早记载，和相邻省份对玉米的记载时间相比，山西早于直隶，晚于河南、山东和陕西。另外，对玉米有较早记载的是乾隆二十年（1755年）刊《阳城县志》、乾隆三十年（1765年）刊《绛县志》和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刊《大同府志》。嘉庆、道光年间，南部的长子和河津县，北部的大同县和繁峙县在其地方志中对玉米有了比较简单的记载。[11]但是山西大多数地区的方志对玉米的记载却是在光绪乃至民国时期，即使是主产玉米的晋中地区也是在民国时期才有了关于玉米的记载。光绪十八年（1892年）刊《山西通志》中有这样的记载：“玉蜀黍，亦名玉秫，又名御麦，处处有之”，“……御麦，今潞属广植”，[12]这说明直到十九世纪末，玉米在山西的种植才具有了普遍性（但是在光绪年间的大部分县志中都不见有玉米的记载）。根据以上方志对玉米的记载时间的先后来判断，玉米在山西省内的传播途径是由晋南和晋北同时向晋中地区推进的。情况可能是这样：明朝末年，晋南的稷山县首先开始种植玉米；乾隆中后期，晋南的阳城县、绛县和晋北的大同府等地也种植了玉米；清朝后期，玉米种植分别由晋南和晋北逐步向晋中地区推广；光绪前期，晋南、晋中和晋北都已有了玉米的种植，但分布范围狭小；民国时期，在山西大部分县份的地方志中都可见到玉米的记载了。从玉米最初传入山西到玉米在全省范围内的普遍种植经历了几乎三百年的时间，可见玉米在山西的种植发展是比较缓慢的，其原因应与山西的地理气候条件及有清一代相当频繁的自然灾害有关，尤其是光绪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对山西的影响极为严重。据方志记载，清朝前期的一些年份里山西省境内的任何地区都发生过十分严重的自然灾害：康熙《五台县志》卷八收录阎襄《饥荒行》，引言云：“康熙十九年，太原以北至云中，千里大旱，民饥转徙十之六七，斗米钱数百不得……”；民国《永和县志》卷一《祥异考》载：“（康熙）五十九年至六十年，晋省连遭大旱，永邑更甚……盗贼遍地，饿殍盈野，性命*如草菅，骨肉等于泥沙。……”；光绪《长子县志》卷一二《大事记》载云：“乾隆二十五年春，大饥，民食树皮草根”；民国《万全县志》《杂记》载：“嘉庆九年，夏无麦，秋无禾，粮价腾贵，麦石价银二十五两，人民离散。十年，无麦无禾，饿死、逃亡过半。”所以，在玉米传入山西的最初时期境内各地区就遇到频繁发生的荒旱。这些灾害的直接结果就是农作物的大幅度减产或绝收，饥不得食的农民或就地饿死，或流离失所，劳动力人口受到了很大损失。玉米虽系耐旱作物，但其生长期中要求高温，蒸发量大，需水量亦多，在降水量不足250毫米的地区，灌溉条件好才能生长。山西南北地理气候条件迥异，农业生产条件差别很大。晋南与晋东南地区在农业生产资源及地理条件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临汾与运城两大盆地土地平衍肥沃，水利灌溉便利，无霜期长，气候较为温暖，因此，农业生产水平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比北部地区略强一些，但该地区一直以生产小麦为主，外来作物玉米还一时无法取得主导地位；晋中地区耕地主要集中于太原和忻定两大盆地，地势平衍，气候适中，水利条件一般化，是山西最为普通的产粮区，但由于人口众多，粮食供给也相当紧张，每有灾害，人口流失也很严重；与南部相比，晋西、晋北地区土地贫瘠，无霜期短，耕作方式落后，水利灌溉条件极度低下，粮食生产完全依赖于气候条件，当地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非常脆弱。所以，清朝前期玉米在山西的传播种植范围和速度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自我朝定鼎以来，迄今二百余岁，中间水旱交咨，在所时有，然或一州、一邑，甚至二、三郡而止，从未有赤地千里，通省旱灾如光绪三年之山右者。……”[13]由此可见，有清一代山西境内的自然灾害就没有间断过，直到光绪初年发生了“丁戊奇荒”这场波及山西全境的特大自然灾害，全省上百个县似乎没有例外地同罹惨祸，山西南部地区受灾最为严重。张鉴衡《寿阳县灾赈碑计》称：“溯自乙亥（光绪元年，1875年）秋雨伤禾，谷米多黑，则晋灾之始也。至丙子（光绪二年，1876年），省南一带，饥谨荐臻，至丁丑，则赤地千里。”[14]山西农业生产条件最为优越的晋南地区尚且如此，更何况自然条件远不如晋南的晋北和吕梁地区，就更没有进行玉米种植的能力了。灾害造成了农业生产力的绝对下降，过半劳动力的死亡和逃移，[15]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光绪前期只有少数县份对玉米做了记载的原因了。“丁戊奇荒”后，在清政府劝荒和招荒政策下，大批外地客民来到山西，补充了严重短缺的劳动力，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产量高而稳定，又具有耐旱和耐瘠特性，适应范围广，高山、丘陵、平原皆可种植的玉米便以很快的速度在山西尤其是晋南地区普及开来，到光绪十八年（1892年），就处处有玉米了。据研究，玉米传入我国的途径有海陆两路：陆路一自波斯、中亚至甘肃，然后流传到黄河中下游流域；一自印度、缅甸至云南，然后流传到川黔；海路则自美洲、东南亚至沿海的闽广等省，然后向内地扩展。这三路玉米传播源逐渐向中国腹地进行渗透并最终融合。[16]从玉米在山西通行的别称来看，山西接受的主要是云南和甘肃两股玉米传播源，因为江浙闽粤等沿海省份的玉米别称绝大多数都尾缀“粟”字、“豆”字，或带有“芦”字，山西对玉米的别称却不曾有这样的字，而是像陕西一样称为“玉蜀黍”，像云南一样称为“包谷”，或像河南一样称为“玉麦”。这两股玉米传播源相继抵达山西之后便开始融合，这种融合大概结束于光绪初年，其表现之一是在同一地区具有指示两种玉米传播源的别称，如地处山西中部的文水县，在其光绪九年（1883年）刊的方志中既有标志云南传播源的别称“包谷”，又有标志甘肃传播源的“玉桃黍”[17]；表现之二是这时的地方志中也往往罗列多种玉米别称，如光绪十八年（1892年）刊《山西通志》记载，“玉蜀黍，亦名玉秫，又名御麦，处处有之。”[18]玉米是如何传入山西的，由于缺乏相关的历史资料，不能确切考证。但根据山西在明清时期的情况推测，玉米引种到山西的途径可能有两种：一是由当时在外省的山西商人把玉米种子带回到山西，经过本地农民试种获得成功，继而在山西各地推广开来；二是外省客民流落到山西开垦荒地的时候，种植了在家乡时曾赖以糊口的玉米，收成不错，山西的农民也开始种植。关于山西商人的经商活动情况，清代大学者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有这样的记述：“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19]山西人经商以商品的长途贩运为主，明朝中叶以后，山西商人大量地向淮浙地区移居，逐步进入了全国范围的流通领域，南北各地都有其足迹。如山西票号总号所在地的太谷县，“自有明迄于清中叶，商贾之迹几遍全省。东北至燕、奉、蒙、俄，西达秦陇，南抵吴、越、川、楚，俨然操全省金融之牛耳。”[20]明代山西商人在四川、云南、陕西、河南及新疆的经济活动史料中多有记载：山西潞泽二州是与三吴、越闽齐名的丝织专业区，“东南之机，三吴越闽最夥，取给于湖茧；西北之机，潞最工，取给于阆茧（阆指四川保宁府阆中县）”,[21]“潞绸所资来自他方，远及川湖之地。”[22]潞泽丝棉织物的染色，对颜料的需求很大，因而丝绵生产又推动了山西颜料商的发展。山西颜料商见于碑刻记载的有平遥和临汾县人，主要在京城、通州经营，所售颜料出自本地，或是贩自四川。日升昌票号前身山西平遥县西裕成颜料庄“所贩颜料中，有铜碌一种，出四川省，因自行重庆府制造铜碌，运至天津，以备销售，亦甚获利。”[23]明代，随着山西盐商在国内地位的日益显赫，河东盐销往“陕西之西安、汉中、延安、凤翔四府，河南之归德、怀庆、河南（今洛阳）、汝宁、南阳五府及汝州，山西之平阳、潞安二府以及泽、沁、辽三州。”[24]山西商人有明以来就参与了西茶市与西番的交易（交易地点在碉门、黎、雅抵朵甘、鸟思藏）。弘治十六年（1503年），明朝大臣杨一清向朝廷提出招商买茶，让茶商与西番直接交易，“自弘治十八年（1505年）为始，听臣出榜招谕山陕等处富实商人，收买官茶五六十万斤，其价依原定每千斤给银五十两之数，每商所买不得过一万斤，给与批文，每一千斤给小票一纸，挂号定限，听其自出资本，收买真细茶斤，自行雇脚转运。”[25]我们没有发现山西商人在甘肃的活动资料，但在张掖、武威见到过山陕会馆和山西会馆的遗址，虽然已经破败不堪，却能充分说明山西商人在甘肃曾经有过长期的经营活动。四川、甘肃、云南、陕西、河南、新疆都已在明万历之前先后开始种植玉米，[26]在山西商人与这些省份频繁的经济往来中，玉米传入山西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按照晋商的经营习惯，分号与总号之间在人员和货物上的往来都异常频繁。另外，我们将玉米传入山西的时间、最初传入地与山西商人的发迹期、最初发迹地做一比较，发现在时间和地域上两者都相当吻合。如前所述，山西古籍方志对玉米做最早记载的是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的《稷山县志》，稷山在明代隶属蒲州。而山西商人在全国取得显赫地位是在明代弘治至万历年间（1488—1619年），晋南的蒲州、平阳一带则是山西商人最初的发迹地，明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沈思孝在其《晋录》、明万历进士王士性在其《广志绎》中都曾指出：“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这两个事件几乎是发生于同一时间、同一地域，为我们的推测又提供了一个佐证。从明朝初年开始，山西一直是中国北方一个重要的移民输出地，但同时也有不少的外地客民流落到山西求生，“在僻远的州县，不少外地客民早已在当地从事耕耘”，[27]这些州县有隰州、吉州、岚县、岢岚、临县、永和、浮山、岳阳等。光绪六年（1880年）刊《续修岢岚州志序》中提到当地的客民问题：“第山高土瘠，绝少平原，地广人稀，苦无产殖，土人俭而不勤，业农贾者率多他乡外省之人，以故直、豫、秦、陇、川、楚客民错趾于境，来往靡常，而客富于主，又人丁欠旺，恒以外姓继螟蛉，岂五行有所克制欤？”由此可见，进入到山西的客民来源相当广泛，河北、河南、陕西、甘肃、四川、湖北等省份都有，他们在山西定居之后，勤于稼穑，善于商贾，所以玉米也有可能由这些客民引种到山西。当然，玉米引种到山西的这两种途径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有可能兼而有之。总之，明清时期山西人口的频繁流动对玉米这种高产作物的引进和推广起了决定的作用。三、玉米在山西的生产概况和经济作用清代山西有关玉米单产的记载极其罕见，根据表二所示民国时期山西玉米的平均亩产量，可推测清末整个山西玉米的单产水平在40公斤左右（1914年山西小麦平均亩产是44.2公斤[28]）。玉米作为逐渐推广的作物，其种植面积在清代变化较大，但清代末年的情况可以参照民国初年的情况作些粗线条的估计。如表2所示，估计到清朝灭亡时，山西每年至少有150万亩耕地种植玉米，以40公斤的单产计，清末山西每年可产玉米60000吨左右。表2山西玉米播种面积、产量及亩产年代玉米播种面积（万亩）总产（吨）亩产（公斤）1919年153.375420491947年663.4250200401949年536.5646395086资料来源：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山西通志·农业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52页。在清代各县方志中虽然很少见到对玉米产量的记载，但到光绪以后，玉米成为“山农之粮，视其农欠”，[29]“为本地人之副食物，其出产亦颇不少，麦后种之，亦为秋粮之一”，[30]可见，玉米以其高产的特性在山西一些地区的粮食作物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尤其是晋东南的潞安府，“今潞属广植，每炊必需”。[31]民国27年（1938年）《平定县志》记载了当地玉米的平均年产量，约为183750石，同时还记载了粟的年产为91875石，豆为18375石，高粱为36750石，小麦及其他年产约为36750石。[32]可见，抗战前夕玉米是平定县年产量最多的粮食作物。到1949年的时候，玉米在山西的播种面积为536.56万亩，年产量为463950吨，虽然只占到山西粮食作物总播种面积的8%，但在山西主要粮食作物的总产量中却达到17.9%的比例，[33]如表3所示。表31949年山西主要粮食作物产量比例作物玉米谷子小麦薯类高粱比例17.9%29.2%23.4%13.3%11.0%资料来源：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山西通志·农业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32页。根据以上玉米在山西的生产情况来看，玉米在山西的传播和推广对当时粮食的增产是有极大意义的：首先，玉米耐旱，能够适应北方的旱地，种植玉米可扩大耕地面积。山西农田一直以旱地为主，清代旱地面积占到总耕地面积的95%，约有65400万亩的荒山荒地尚待开发。[34]同治十二年（1873年）至光绪十三年（1887年），山西耕地面积从53,285,401亩增至56,609,070亩，[35]增加了300多万亩，和当时玉米种植的推广可能有一定的联系：其次，玉米是一种优异的高产作物，种植玉米可“种一收千，其利甚大”。[36]对处于封建剥削压榨下的大多数农民来说，通过推广特别高产的外来农作物比改良土壤或培育新的品种更容易提高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总之，玉米的推广，既扩大了耕地面积，又提高了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因而能为社会提供更多的食粮，特别是有助于“丁戊奇荒”之后山西农业生产的恢复和民食问题的解决。玉米在山西的推广种植不仅促进了粮食的增产，还间接地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玉米本身用途广泛，既可当粮，又可充作手工业原料，对山西农户来说，用玉米酿酒和养猪在光绪时期已是极为普遍的事情，“酿酒磨粉，用均米麦。瓤煮以饲豕，杆干以供炊，无弃物”。[37]玉米的传播种植对山西社会经济生活所起的推动作用远不止以上所述内容，还需我们做进一步地研究与探讨。
注释
[1]乾隆四十七年《大同府志》，卷1，《物产》。
[2]民国18年《翼城县志》，卷8，《物产》。
[3]山西省农业厅农业志编写组：《山西方志物产综录》，1995年，第39页。
[4]同上。[5]同上。
[6]光绪十八年《山西通志》，中华书局，卷100，《记六之二·风土记下》。
[7]光绪八年《寿阳县志》，卷3，《物产·谷属》。
[8]宣统元年《文水乡土志》，卷8，《植物·第六课》。
[9]光绪十八年《山西通志》，中华书局，卷100，《记六之二·风土记下》。
[10]徐光启：《农政全书》，卷25，《谷部上》。
[11]嘉庆二十一年《长子县志》，卷3，《物产·谷属》；嘉庆《河津县志》；道光十年《大同县志》，卷1，《物产》；道光十六年《繁峙县志》，卷3，《物产·谷类》。
[12]光绪十八年《山西通志》，中华书局，卷100，《记六之二·风土记下》。
[13]光绪《增修祁县志》，附李芬《捐赈人名序》。
[14]光绪八年《寿阳县志》，卷11，《艺文志上》。
[15]参见安介生：《山西移民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2页。
[16]参见陈树平：《玉米和番薯在中国传播情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第187~188页。
[17]光绪九年《文水县志》，卷2，《物产·谷属》。
[18]光绪十八年《山西通志》，中华书局，卷100，《记六之二·风土记下》。
[19]《阅微草堂笔记》，卷23，《滦阳续录五》。
[20]安恭己：《新修太谷县志序》，见民国《太谷县志》
[21]徐光启：《农政全书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836页。
[22]顺治《潞安府志》，卷1，《物产》。
[23]《晋商盛衰记》，太原监狱石印，民国12年，第9~10页。
[24]《明史》，卷8，中华书局点校本七，第1933页。
[25]《杨石淙文集》二，见《明经世文编》（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79页。
[26]参见陈树平：《玉米和番薯在中国传播情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第189页。[27]安介生：《山西移民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6页。
[28]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山西通志·农业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39页。[29]光绪十八年《山西通志》，中华书局，卷100，《记六之二·风土记下》。
[30]民国18年《新绛县志》，卷3，《物产》。
[31]光绪十八年《山西通志》，中华书局，卷100，《记六之二·风土记下》。
[32]民国27年《平定县志》，卷2，《物产》。
[33]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山西通志·农业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52、232页。
[34]参见《山西通史·卷五》，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2页。
[35]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8页。[36]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8。
[37]光绪十八年《山西通志》，中华书局，卷100，《记六之二·风土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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