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由于自认知道一般人通常并不觉察或觉察不到的东西，而这种秘密的东西又不是可有可无、不关轻重的。因此，即使“秘密”的具体内容先不计较，就是这种特别的“知道”本身也已经使一般人沦入丧失安全感的境地。相应地，哲学家以及哲学就常处于危险之中，至少是不受欢迎。
罗兰•巴尔特说过一句俏皮话：“语言是一层表皮：我用自己的语言去蹭对方。”
“对方”经常是模糊的，确实的只有语言，以及它不断的“蹭”。我下面的言语要拿“哲学家的活法”“蹭”一下，希望“蹭”及哲学家和想尝试哲学的爱好者。
世界、生活或人类，有一个根本，行话称为“本质”。
这个本质无一例外地主宰着万有的命运。它是不可抗拒的超级力量，乖顺的赶着走。
这个本质与人们平常所了解的往往并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换句话说，这个时时起作用的本质，普通人不知道。
不过，哲学家——一个特定的人，却对这个隐蔽之物了如指掌，心悦诚服，亦步亦趋。
哲学家所知道的，与众人所知道的比较起来，前者是真理，后者是意见、虚假和谬误。
哲学家若是脾气不好、心肠不热，就蔑视众人、疾世愤俗、离群索居、独善其身。哲学家若是忧国忧民、热忱救世、好为人师、诲人不倦，就废寝忘食、喋喋不休、鼓舌如簧、奋不顾身，匡正世事。
然而，哲学家向来鲜有可以实际左右事态的世俗权力，但他（她）却凭自己专业的努力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权力，这种权力也能够使人如坐针毡、夙夜难寐。胆战心惊。俯首贴耳。五体投地。最有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是仅凭三寸不烂之舌，搞得雅典人狐疑满腹，不得安宁。
哲学家如此有力，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人，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特殊的人。这个“特殊”在于，他把自己这个未必出类拔萃的人，与那种凌驾于任何人之上无与伦比的超级力量，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看作这种力量的化身。
所以，听从哲学家，并不是因为哲学家这个人，而是因为那个超级的力量。但更准确地说，听从哲学家，就是听从那个超级力量。如其不然，哲学家自身不会。也没有力量执行惩罚，但那个超级的力量会毫不犹豫地执行惩罚。
与面对歹徒不同，面对哲学家时，不能*制服他自身来解脱或取胜，因为哲学家的威胁不出自拳脚器械的力量。相应地，哲学家也就并不太在意和肉体有关的迫害，甚至生命也不是他赖以为生的根本。历史上视死如归的哲学家不在少数。他们明白，他们死后他们的力量也不会烟消云散；相反，漂亮潇洒的死倒很有可能助长哲学的魅力。
鉴于这种身份的特殊性，不妨说，哲学家是没有巫师的年代里的巫师。
哲学家由于自认知道一般人通常并不觉察或觉察不到的东西，而这种秘密的东西又不是可有可无、不关轻重的。因此，即使“秘密”的具体内容先不计较，就是这种特别的“知道”本身也已经使一般人沦入丧失安全感的境地。相应地，哲学家以及哲学就常处于危险之中，至少是不受欢迎。
哲学家必须坦然忍受人际关系的不睦，八面玲珑的“和事佬”当不了哲学家。这种情况怪不得众人，得怪哲学家自己；与我共处的人掌握着我茫茫然但却决定我命运的东西，我能高枕无忧吗？赫拉克利特，谁听说过他招人喜欢？
然而，被宣称与哲学家有特殊关系的那种超级力量，真的存在吗？至少，有些力量是捏造出来的。但是，不算不奇怪，经常从事这种揭发的又是哲学家。在这类事情上，总是哲学家取胜。
取胜的方式分两种。一种是，你说东来我说西，赫拉克利特说世界是一团循环燃烧的大火，变动不止，巴门尼德就不同意，说世界是像球一样完美的、寂静不动的“存在”。在这种方式中往往可以找到哲学星空中最亮的星。另一种是，反对哲学本身，也可以成为哲学家。这就像演员演戏到了山穷水尽的窘地，于是只好把戏的幕后活动搬到幕前来。这种方式中可以产生风骚一时的作品，但缺乏千古绝唱。
于是，局面竟然这样：当人们普遍认同某些东西时，哲学家就提出某种新的不同的东西；而一当人们接受这种新东西了，哲学家就又提出另外的不同的东西。与众不同，哲学家总是手握“秘密”。
哲学家手握“秘密”，成为首先与“秘密”相亲近。相依从的人，也就是首先与之达成谅解和默契的人（这通常就是命运特殊照顾的人）。相比之下，其他人则只是在不知情的境地中被那隐蔽的力量随意支配。
从哲学家这方面来说，与“秘密”相依偎，可名为“自由”或“崇高”，而那不知情的人们则被奴役着，是可怜的玩偶。
所以毫不可怪，自认为于哲学不见外的人，对待其他人只有两种姿态：或者悲悯而救世（佛陀、耶稣、马克思），或者蔑视以离群（老子、叔本华、尼采）。总之，在哲学家和普通人间，根本不存在平等和尊重，十分鲜见的和缓之举是居高临下的宽容。
对现实不满，并制造对现实的不满，这是哲学家的使命和命运。
哲学家与现实的紧张关系，造成两种情况：首先，通常是哲学家先在现实面前倒霉，甚至粉身碎骨。马克思要解除人类的苦难，但颠沛流离的苦难却充满他的一生；耶稣基督教人们要相爱，自己却被钉上十字架。其次，迫害过哲学家的现实后来可能要在哲学家的思想面前崩溃。耶稣死后三百年，基督教成为国教，犹太教被挤到了遥远的边缘；马克思逝后不出几十年，震撼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就收到了广泛的实效。
特别有趣味的，是那些真正卓尔不群的孤傲的哲学家。就思想来说，他们往往反对普渡众生的救世安排，以讥刺甚至谩骂来把世人的普通生活说得病入膏肓、一文不值。看起来他恨不得立时彻底与普通人断绝一切瓜葛，举步高蹈，飞升而去。
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明了。显然，这些意欲离群的人们，也是为众人所知的。他们事实上毫不承情地利用了普通人带给他们的好处：他们那作为普通的人的父母，养育了他们，教他们说话。他们能为俗人所知的依据就是：他们也言说，他们也写作；至少他们以普通人并非全然不能理解的方式显示了自己，而“理解”这种关系本身却不是这些独行者的私产，相反，这是一种最为重要的公共财富。
言说、写作、显示，其内容也许怪异，但它们作为活动却早已默认了交流（相互作用）这个最根本的人间前提。说不交流，这本身已经是交流。只要思想，就必须是社会的（即以他人存在为前提，并与他人共享），意欲出离俗世社会而又思想，这是悖论。
同情地讲，这些孤芳自赏的哲学家，也不想让自己的思想或作品（著述、行迹、风范）与肉体俱毁。他们满怀着包含于无比自信当中的对世人的期待。尼采说：“我厌足了智慧，如采取了过多的蜜的蜜蜂，我需要向我求索之手。”“我愿意赠予，分给”。叔本华对于“庸庸碌碌的普通人”极其刻薄，可当这样不够格的人们终于向他投以青睐的时候，耳顺之年的他便沾沾而喜了，悄然地享受着“夕阳红”。
其实，如果自相一致，蔑视众人的哲学家就应当不写不说不吃不喝，尽快自毙其命；否则，他就是在无耻地享受着为他所不齿的“众人”提供的公共“福利”。
玩世不恭的“犬儒”之类，一边讥嘲忙碌奔波的芸芸众生，一边却向这些不慧而溺于世事者乞讨着吃喝。寺庙里觑破红尘的和尚一边念叨着往生极乐世界，一边却渴望着慈悲但不知回头的俗人们的施舍。天主教士一边奋力谴责、检讨着肉体的尘世活动，一边却并非只是稍加注意地呵护着自己的肉身，向普通信众毫不妥协地征收“什一税”，以至于其中有些教士竟然成了那个时代出类拔萃的富豪。叔本华这样的人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比孔子有过之无不及。
愤世、弃世者，实是众多凡夫俗子构成的社会的“寄生者”，是流俗大势的一种批评和抗议，是社会自警系统的一部分。
人为之事总不会蹴然而就，总是需要不断检讨；这需要有人去倾力*持，愤世。弃世者就担当了此类任务的一部分。叔本华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自我辩护：人们说我对自己的学说并不认真，因为我的行动没有符合我的学说；其实这种指责毫无用处。一个雕出美丽塑像的人自身不必也是美丽的。以艺术家自身的不美去贬低他的作品，这只能表明评判者缺乏鉴赏力，无有教养，而不表明作品的无价值。一个人的个人生活方式和他的社会职责（角色）有的时候的确不能简单划一地看待。
但是，事情仍有复杂的方面。艺术是艺术，艺术品是艺术品；哲学。伦理。人生定位的筹划，虽然有些与艺术相似，但并不是艺术。给人看一幅画，与向他举荐（更多时候简直是责令接受）一种生活方式，所涉及的后果有天壤之别。
以极为严厉的批判方式指引和勾画一种生活方式，到头来却把这艰苦而严肃的努力，解释为可以像对待书画杰作那样来对待，这从学习和体会的角度也许有些道理，但不免忽视了生活方式中最困难、最需要勇气、最需要责任心的抉择问题。德谟克利特说过这样中肯的话：哲人有如医家，“医学治好身体的毛病，哲学解除灵魂的烦恼”。没有一个有职业道德的医家胆敢艺术性地诊断。开方，然后说这方子是否可用要凭你自己的感觉，看着好你就用。这是典型的不负责任。医家如此，哲人亦然。
艺术的标准，也许只是梦想的高明；哲学的规范，必须含有践履的维度。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完全有正当的理由去质问哲学家的思想旨趣是他的个人生活方式之间那种不是出于境遇限制的背道而驰。
当然，究竟什么样的背道而驰才是出于“境遇限制”的，这并不容易精确规定。
哲学家最终必定关注的，虽是普通人的生活方式问题，但他直接针对的却是他的同行。而且这种针对肯定是或大或小的不同意。
另一方面，热情救世的哲学家看起来似乎是一个脚踏实地的社会改革者，严然一个卓有见的的工程师。他针砭时弊也激烈，也深刻，但论起如何达到期望的目标，他就远远比他愤世嫉俗的同行，善于运作世故的技巧和策略。他通晓人性的弱点，并敢于。乐于将这种洞察用于帮助成就他梦寐以求的改革功业。孔子删诗，封闭了信息渠道，使人处于信息不全的被动地位，于是诗三百就“思无邪”了。无独有偶，柏拉图也力主删改荷马史诗，以保证稚子学童能有纯良的心灵。据说穆罕默德有这样一个策略：一手拿着古兰经，一手拿着宝剑。念诵一本书可保性命无虞，这通常是划算的。
从不爱哲学的角度说，如果那些寄生的哲学家是无耻的，那么，这种工程师般的哲学家则是卑鄙的，因为他往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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