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与共生问题，自从亨廷顿的有关观点发表以来，便一直为人们争论不休。冷战后的世界格局的演变———全球化的加速、唯一超级大国单边主义的出现、部分国家衰落部分国家崛起、传统政治意识形态对抗减弱与文化层面冲突增加等———也促进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这个问题的深层涵义是冷战后究竟要建立什么样的世界秩序。各种力量都努力参与重建并尽可能地对其施加影响。
西方社会理论对这个问题大致有3种看法：
一是现实主义（包括新现实主义）的观点。这是西方，现在尤其是美国的主流观点，它源于现代早期霍布斯的理论，当代其理论代表人物是肯尼思·沃尔兹，而亨廷顿则从文明和文化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新的诠释。这种观点的基础是世界的无政府主义性质和文化隔阂论，认为在世界无政府和国际法缺乏主权国家法律那种强制性的条件下，由于文化认同的差异以及由此造成的利益区别，国家或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当然，持现实主义观点的人在面对和平时往往也会引用霍布斯的说法：“暴风雨天气并不意味着雨下个不停，所以自然状态也不意味着战争是没完没了的。”和平不过是战争的间歇阶段，处于和平阶段的国家从未放松过武力的发展。在当代对文化的强调加重了冲突的可能。
二是自由主义（包括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其当代代表人物是罗伯特·基欧汉和弗朗西斯·福山。这种观点认为，冷战后，理性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越发占据上风，随着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扩展，经济、环保、卫生等互相依存的增加，沟通的密切，人们对民主和自由文化（现代性文化）的广泛认同，以及跨国性全球社会的形成，国家，特别是文明的冲突可以大大避免。在当代和平并不像现实主义所说的那样一定要*均势来维持。
一般而言，现实主义强调历史的延续性，而自由主义突出历史的变迁性。前者指责后者盲目乐观，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因而带有浓厚的保守主义和悲观主义色彩；后者则批评前者过于关注过去而无视未来，夸大冲突的极端现象，看不到人类文化的非零和互动日益增多的演化趋势。这两种观点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此消彼长，争论不休，似乎都有道理，但又不能完全恰当地解释现象。
三是，世纪之交以来，在西方新近出现一种被称为“建构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世界上存在多个政治实体，如部族、民族国家、国际社会（国际政治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主权民族国家只是其中的一种，它只是近几个世纪里才成为一个重要的概念，像民族、主权这样和我们生活及理论密切相关的概念是社会建构的，而不是永久不变的、外在的现实。建构论的观点明显带有后现代理论的解构式的批评色彩，但它关注认同和利益的变化对全球格局形成的影响，强调社会和文化变革对文明体互动演化趋向的作用值得肯定。该观点虽不很严谨，却不失为理论上的补充。
国内对文明的冲突与共生问题的理论探讨虽有一些，但较为全面、恰当的论述当属社会学所苏国勋的文章“共生理念的社会学解读”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与共生”。首先，该文进行了文化的社会学解读，对文化的本质、功能，文化模式及其性质，作为价值体系的文化及其结构和影响，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其中最值得提及的是，对文化价值体系的层次和结构的分析以及价值体系对社会治乱兴衰的影响的阐述，在某些方面与“轴心时代文明”作用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其次，文章论述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及其后果，涉及全球化与国际秩序的不平等格局、全球化在文化上的表现及其与我国的国家利益、全球化对民族国家观念的冲击、全球化并不必然导致民族国家衰落、未来世界秩序的两种不同理论模式、全球化与民族传统文化、全球化对民族认同的冲击等一系列问题，几乎回应了所有这方面的重大而又热点问题。第三，文章对当代国际政治中的“文明冲突”给予了详细的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解读，使人们认识到冲突的文化深层因素。第四，对全球化意识形态的起源、本质以及与此相关的当代文化帝国主义问题和强势文化的软权力扩张问题给予了批判性的阐述。最后，文章论述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共生的意涵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共生观念的启发和效用价值。
有关文化的冲突与共生问题，除了上面种种论述外，在此需要补充的是，从文化演化论和博弈论的观点看，可以说，文化的冲突与共生都是人类“天性”的表现，是人类“天性”的两个方面。人类是在斗争与合作中发展的，其在文化上的表现便是冲突与共生不断持续。从文化演化的角度看，文化的冲突难以避免，原因在于文化形成的源头和核心是多样的，文化演化的方向总是朝着最有创造性、最具活力和效用的方向发展的。当某种文化具有这一特点的时候，其扩展或扩散不可避免，在文化传播中便往往会发生冲击甚至冲突。任何文化———不管是儒学的、印度教的、古希腊罗马的，还是基督教的，或伊斯兰的，历史上一路走来都必须经历“天择”这一关。“天择”虽有残酷性，但难以完全避免。强势文化之所以强势，是经过不断选择的结果———如西方的强大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而弱势文化之所以弱势是缺乏或少于选择的结果。经不起“天择”的文化终究是要遭淘汰或处于弱势。“天择”固然受制于文化核心约束作用，但不以主观愿望为转移。因此，文化选择，至少或往往是部分选择，是不可避免的。在选择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文化的冲突，西方的历史说明了这一点，东方的历史同样说明了这一点。变则兴，不变则亡。在这个意义上讲，冲突是有意义的。这里关键是不能宿命地对待问题，人们可以把冲突限制在一定的合理范围内，降低冲突的程度，减少（不是避免）冲突的痛苦。
当然，强势文化或文化演化的领导者是变化无常的。千百年来，世界主要文化主体都曾经站在最前端，也有过落后的日子，此起彼伏。这决定了文化演化在趋向统一性的同时，又保持了多样性。至于谁能成为文化演化的领导者，不会由投票决定，也不会主要取决于“道义”，而是由文化的创造性和功效决定的。也就是说，文化的强势最终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层面上，强势文化总是那些最具创造力，从而最能合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人类文化演化永不休止的动力在历史上已推动人类社会跨过了几个门槛，现在正在从不均衡走向均衡（西方的发展在减速，东方正在赶上），从而似乎推动社会走向另一个新的关卡。谁能首先鹤立鸡群地跨越这个关卡，则取决于文化的变革和创造性。
如果我们从人类久远的过去一路扫描过来，便会发现，人类天生是玩零和与非零和游戏的动物。不过从古至今，“天择”使得文化演化的趋向是，零和互动在减少，而非零和互动在不断增加———虽有反复，但总的趋向是朝向非零和方面。这种趋势并不意味着不存在零和互动，而只是表明非零和互动是人类互动的主要方面。这是文化共生的基础，为某种文化—社会以自己愿意和适合的形式（自我选择的形式）进行变迁提供了有利的机会。
人类有关文化或文明共生的观念在过去相对淡薄，千百年来文化的多样性在减少是证明。前现代的人类共生大多是无意识的，主要*文化或文明的均势（主要文明之间）或不平等的依附关系（弱者对强者的臣服换来庇护）实现。现代以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世界的格局演变成一个文化或文明（西方）对其余所有文化或文明的冲击。这导致世界形成一个有意识互动的体系，出现全球化的趋势，但也使文化的共生处于失衡的状态（零和的相互依存不断增加），一种文化或文明的发达是建立在对其余文化或文明的压抑和破坏的基础上，文明的共生在全球殖民体系中进行。这导致非西方文化或文明的衰落，甚至丧失，多样性急剧减少。文化共生处于十分不合理的状态，显然这种模式不能持久存在。
当代，一方面，虽然殖民体系早已崩溃，但其影响仍然存在，它更多的是在潜隐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随着“冷战”的结束，传统意识形态对立的减弱，以前受压抑的文化主体实力的增强，其文化也在自我伸张，扩大影响。在这种情势下，世界正在进入全球化背景下的“一超几强”的竞争时代。与以往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正在进入强的行列，这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其发展的成败将对21世纪世界格局的演变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原文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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