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
周总理去世的消息令万寿路的老同志们悲痛欲绝。这些在监狱里被关押了多年的老人,与家人见面时都未曾流过一滴眼泪,可这个时候却再也控制不住情感了。
闻知总理去世的噩耗,我们这些“走资派”子女都不敢相信。这些年来,他老人家是我们“走资派”父母的保护伞,更是我们这些“走资派”子女的保护神。我们哪一个不曾向周总理写信求助过?有的是为了解救父母,有的是因为生活中遇到了什么难处,有的去信只是因为单位不批准结婚而求助于总理。现在总理去了,天塌了,我们再有困难,找谁去呀?!
一时间,举国笼罩在无边无际的悲恸之中。“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周总理去世后,“四人帮”自然一时欢欣鼓舞。姚文元居然下令不许组织悼念的报道。在周总理遗体告别仪式的电视画面中,江青不但不行脱帽礼,甚至致哀时还搔首弄姿,极其不敬。不知是有意无意,摄影师给她推了个特写,将其丑态昭然于天下。
虽然“四人帮”不准群众戴黑纱,不准送花圈,不准设灵堂,不准开追悼会,不准挂总理遗像……但是人心不可欺,1月11日,周总理遗体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的时候,人们如万川汇流,从四面八方汇集数十里长安街及延长线两侧,为自己的好总理送上最后一程。
1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大会那天,父亲拖着病体去为总理送行。因他属于被打倒过的干部,送他的汽车不能开到人民大会堂北门,只能停到很远的地方再步行过去。追悼会结束时,我去接父亲,远远看见父亲一步一挪、摇摇晃晃,倔强地走下大会堂台阶。他显然在情绪上受到了极大的刺激,悲愤过度,体力透支。我赶紧跑上去搀扶,刚冲到父亲眼前,他就摔倒在我的怀里。
1月14日,就在周恩来追悼会的前一天,姚文元亲自组织《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以通栏标题的形式,发表了题为《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文章,企图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杀伐之声来压制举国痛悼总理的悲情;吓阻人民群众的义愤。
在上海,1月15日上午9时15分,黄浦江上数百艘船舶同时拉响汽笛,持续时间长达37分!仰天长啸的汽笛刺破了上海的阴霾,吓坏了马天水等人。马天水下令追查谁是第一个拉汽笛的,并叫港务部门通知所有船只不准再拉汽笛。结果,下去追查的人受到群众的围攻、嘲讽,无果而返。下午3时整,周恩来追悼大会在北京举行之时,黄浦江上的中外船舶在同一时刻再次拉响汽笛。哀乐声、汽笛声及人们的哭泣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申城人民反抗“四人帮”专制统治的怒潮。在民众力量的威慑下,马天水不得不允许各界群众将花圈送入“市革会”大厅。
重病中的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去世深感伤心。据披露:“14日下午,工作人员向他念中央送审的周恩来追悼大会上的悼词稿。这篇将由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宣读的悼词近三千字,详细回顾了周恩来几十年的革命生涯,高度评价他的历史贡献,字里行间充满感情。听悼词时,毛泽东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失声痛哭。这在毛泽东是极少见的。此后,毛泽东的情绪一直很消沉,不愿讲话。”
陈丕显儿子披露鲜为人知的“文革”秘密
(《我的“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
陈小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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