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法官职业思维培养的原因及对策
http://www.51xue.org.cn 2007/5/24 源自:中华职工学习网 【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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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观上：走出观念的误区，克服固有思维定式的制约。
法官法实施以来，对法官任职条件的制约和法官职业化改革的进一步强化，提高了法官的整体素质，但在法官的职业法律思维的培养方面还存在观念与制度的障碍。
第一，必须改变语言简约、朴实、平民化的习惯。因法官队伍整体素质的制约，相当多的法官在审判中习惯使用大众化、平民化、浅显易懂的语言，而法官的职业术语是无数代法官努力用文字表达人们在行动中所学会遵循的规则，创造了表达这种规则的语言。法官应当学会用法律术语进行思考和表达，这既是他们以法官职业为荣的一种体现，也是法官职业化的必然要求。要将深奥的法律术语解释为浅显的大众语言，应当是律师职业的职责，而不能成为法官的义务。
第二、废除程序工具主义法律观念。程序工具主义法律观念片面强调法律是达到某种社会目 的的手段，强调法律仅仅是治理社会的工具，忽视了法律作为最高标准的价值，即一切手段 和目的都必须服从合法性标准的指引。这一观点的发展就是把诉讼程序作为实现实体的工 具，强调了诉讼程序对于实体的有用性和诉讼程序的技术性。程序工具主义理论影响司法 界最为直接的后果即是使司法人员养成“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同时，在程序工具主 义法律观念的影响下，离开合法性这个前提和要求，要求法院和法律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的想象时有发生，这极大地损害了司法的公正、公平形象,这种观念应予以废除。
第三、杜绝凭直觉思维、依感情、道德、经验判断，重法律事实与逻辑推理。传统法官具有不畏权贵的价值观念，比如“法不阿贵”、“为民申冤”等被作为一种法官品格与职业道德，削弱了法理在审判中的份量。这是一种泛道德主义的法制观念，过分强调法官的同情心与法律的扶贫救弱功能，鼓励法官离开合法的前提，用道德与感情去判决法律争议，满足了感情，摒弃了法律。法官的职业思维要求凭逻辑推理而不是直觉的模糊思维，要求法理重于民意。
第四、区分行政权与司法权。目前很多人把法院当 作处理地方行政事务的工具，将法院视为党委或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将法官视为普通公务 员。因此，在法院人事管理上不能遵循司法特有的规律和要求。在法院内部，审判人员始终 是以法院工作人员而不是法官个人的角色出现于整个司法程序之中，虽然法官代表法院履行 职权，但对于案件纠纷的实质裁决权力却掌握在院、庭长及审判委员会的手中，裁决的结果 及相应的责任当然也由“集体”承担，这就出现了法官行使审判权力而不承担相应的责任， 法院承担责任但无力具体行使审判权能的不协调局面。行政权与司法权的不分，在观念上对法院是独立的裁判机构认识不清，泛行政主义的法制 观念，严重阻碍法官职业思维的培养与形成。
（二）、客观上：改革司法制度，力促法官职业思维的培养与形成。
第一、解决司法权的地方化问题。司法权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维护的是国家的总体利益和法制的统一性与严肃性。但我国行政、立法、司法三者与行政区划完全重合，法院与法官在人、财、物方面对地方的依赖，让法官无法只向法律负责，还要向地方经济负责，向地方行政长官负责。这表现在有的地方党委 负责人法治观念淡薄，仍旧过问具体案件。另外，地方政府出于地方保护主义的目的，向法 院施加压力，力图使案件在受理、判决、执行上于本地有利，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法官成了地方的法官，破坏了法制的统一与尊严。于是，“打假英雄”王海在不同地方的法院要求依据消费者权益法保护法索赔便获得了截然相反的法律后果。对于地方保护主义对审判的影响，列宁曾指出：“我们无疑生活在 违法乱纪的汪洋大海里，地方影响对于确立法律制度和文明来说，即使不是唯一有害的障碍， 也是最有害的障碍之一。”
第二、改变司法权的行政化。我国法制史的发展中儒家传统的行政长官兼理司法的思维定式导致我国法官的非职业化。这一趋势最明显的表现是院长、庭长审批案件。我 国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和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的审判组织只有独任法官、合议庭和审判委员 会，并未赋予庭长、院长决定案件最终裁判结果的权力；在公法上，凡法律未明确授予的权 力，则不得行使，这是一项公认的原则。《法官法》第二条虽然规定，法官包括院长、副院 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但并不意味着院长、庭长在审 判上享有高于审判员的权力，法官应当是平等和独立的。院长、庭长只是司法行政上的职务， 只能在行政事务上拥有指挥决定权。所以，必须改变审判分离的现状，所有案件应由法官依 据自己的判断决定裁判结果，取消了院长、庭长审批制，庭长、院长只能通过参加合议庭担 任审判长来行使审判权。法院的院长、庭长大多是由于政治、业务素质较高而从法官中提拔 晋升的，实行案件审批制的做法，使得这些优秀法官一旦升任院长、庭长，便不再直接参与 审判，其主要精力用于案件审批和行政事务的处理，不仅造成审判资源的浪费，也助长了法 官对院长和庭长的依赖，形成恶性循环。同时，院长、庭长审批案件的做法，还会导致案件 责任不清的现象。案件经过层层审批、领导把关、集体决策，导致判决除了问题大家都不负 责的局面，不利于法院监督机制的实行。
另外，在法院内部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是，在案件没有审结的情况下，审判人 员即向院长、庭长请示汇报；有的下级法院遇到疑难案件即请示上级法院，征求上级法院的裁判意见。这种现象不仅违反了直接言词原则等审判公开的要求， 使二审终审制度形同虚设，而且不利于审判责任制的建立，妨害法院内部审判机构审判权独 立的形成。一些地方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的法官业务素质不高；而我国又处于经济转轨时期， 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致使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常常感到无法可依；当前，不少法院都在 搞岗位目标责任管理，错案追究制，以法官所审理的案件的改判 率和发回重审率作为考核的一个标准，即便是法院与法院之间也在进行相同内容的评比，致使法官与 法院都不愿承担风险。因此，下级法院请示上级法院便成为最“稳妥” 的办法，使得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从事后监督变为事前监督，法律规定 的二审终审制变为一审制。
第三、健全法官保障制度。《法官法》就法官的任职条件、 任免、等级、培训、奖惩、辞职辞退、退休、申诉等作了详细规定，以保障法官独立行使职审判权，但这部法律并未很好地执行。地方审判机关自身 没有独立的财权，财权完全由国家和地方行政机关掌握，审判机关的各种经费来源包括审判人 员的工资福利待遇等都完全受地方政府控制；在人事方面，法院领导干部的职务以及法 官本身都由地方权力机关任免，对人民法院主要领导干部的提名权和推荐权也控制在地方 各级党委和地方各级政府人事部门手里。在人、财两大重要权力均依附于地方党政权 力的情况下，审判机关实在无法保持独立。在此种情况下，要求法官为了审判独立而对抗地方 压力，显然是不现实的。
从另一方面说，法官的地位和待遇也与其在审判体系中所承担的重要角色不 相称。世界各国，为了保证审判公正，提高法律的权威，都在给予法官崇高的地位和 优厚的待遇。在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年薪与副总统持平，日本最高法院院长的薪俸 与总理大臣相同，故在美国与日本，法官腐败的现象几乎闻所未闻，当然这并非全部归功于高薪养廉。而我国的法官却一直在套用公务员的行政级别，而且其地位和待遇都较同 级政府官员低。即使是目前进行的法官级别评定工作，也是不与工资待遇挂钩的。法官的较 低地位和工资待遇产生两方面的负作用：一是难以使法官产生职业荣誉感和责任感。为了个 人生活和子女的教育、就业等问题，有些法官的廉洁作风受到了质疑，甚至走向犯罪，2003年，全国22万名法官中有794名法官违法违纪被查处，52名法官被追究刑事责任；二是造成法官队伍不 稳定，优秀人才流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薪高能已成为人才市场的法则，法官微薄的收 入无法与同样从事法律工作的律师相比，无法培养法官的责任感与荣誉感，自然无法吸引高质量的人才加盟，这自然无助于审判队伍的建设和发展。
第四、健全法官遴选机制。由于法官选任制度的不健全，法官的专业化往往不被重 视，其直接后果是导致有助理审判员以上职务的人员过多，水平参差不齐，审判质量不高， 审判效率低下。因而，必须合理配置审判资源和合理调整审判权力，实行法官员额制，清晰 法官和法官助理的层次，实现法官与辅助人员的分离；在实行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前提下， 选择高素质的人才充任预备法官；在各级法官的选拔上，要遵循上级法院的法官只能从下级 法院的优秀法官中选拔的原则，以保证上级法院的法官具有更高的资历和更丰富的经验，足 以处理更为复杂的各类案件。
法官法实施以来，对法官任职条件的制约和法官职业化改革的进一步强化，提高了法官的整体素质，但在法官的职业法律思维的培养方面还存在观念与制度的障碍。
第一，必须改变语言简约、朴实、平民化的习惯。因法官队伍整体素质的制约，相当多的法官在审判中习惯使用大众化、平民化、浅显易懂的语言，而法官的职业术语是无数代法官努力用文字表达人们在行动中所学会遵循的规则，创造了表达这种规则的语言。法官应当学会用法律术语进行思考和表达，这既是他们以法官职业为荣的一种体现，也是法官职业化的必然要求。要将深奥的法律术语解释为浅显的大众语言，应当是律师职业的职责，而不能成为法官的义务。
第二、废除程序工具主义法律观念。程序工具主义法律观念片面强调法律是达到某种社会目 的的手段，强调法律仅仅是治理社会的工具，忽视了法律作为最高标准的价值，即一切手段 和目的都必须服从合法性标准的指引。这一观点的发展就是把诉讼程序作为实现实体的工 具，强调了诉讼程序对于实体的有用性和诉讼程序的技术性。程序工具主义理论影响司法 界最为直接的后果即是使司法人员养成“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同时，在程序工具主 义法律观念的影响下，离开合法性这个前提和要求，要求法院和法律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的想象时有发生，这极大地损害了司法的公正、公平形象,这种观念应予以废除。
第三、杜绝凭直觉思维、依感情、道德、经验判断，重法律事实与逻辑推理。传统法官具有不畏权贵的价值观念，比如“法不阿贵”、“为民申冤”等被作为一种法官品格与职业道德，削弱了法理在审判中的份量。这是一种泛道德主义的法制观念，过分强调法官的同情心与法律的扶贫救弱功能，鼓励法官离开合法的前提，用道德与感情去判决法律争议，满足了感情，摒弃了法律。法官的职业思维要求凭逻辑推理而不是直觉的模糊思维，要求法理重于民意。
第四、区分行政权与司法权。目前很多人把法院当 作处理地方行政事务的工具，将法院视为党委或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将法官视为普通公务 员。因此，在法院人事管理上不能遵循司法特有的规律和要求。在法院内部，审判人员始终 是以法院工作人员而不是法官个人的角色出现于整个司法程序之中，虽然法官代表法院履行 职权，但对于案件纠纷的实质裁决权力却掌握在院、庭长及审判委员会的手中，裁决的结果 及相应的责任当然也由“集体”承担，这就出现了法官行使审判权力而不承担相应的责任， 法院承担责任但无力具体行使审判权能的不协调局面。行政权与司法权的不分，在观念上对法院是独立的裁判机构认识不清，泛行政主义的法制 观念，严重阻碍法官职业思维的培养与形成。
（二）、客观上：改革司法制度，力促法官职业思维的培养与形成。
第一、解决司法权的地方化问题。司法权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维护的是国家的总体利益和法制的统一性与严肃性。但我国行政、立法、司法三者与行政区划完全重合，法院与法官在人、财、物方面对地方的依赖，让法官无法只向法律负责，还要向地方经济负责，向地方行政长官负责。这表现在有的地方党委 负责人法治观念淡薄，仍旧过问具体案件。另外，地方政府出于地方保护主义的目的，向法 院施加压力，力图使案件在受理、判决、执行上于本地有利，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法官成了地方的法官，破坏了法制的统一与尊严。于是，“打假英雄”王海在不同地方的法院要求依据消费者权益法保护法索赔便获得了截然相反的法律后果。对于地方保护主义对审判的影响，列宁曾指出：“我们无疑生活在 违法乱纪的汪洋大海里，地方影响对于确立法律制度和文明来说，即使不是唯一有害的障碍， 也是最有害的障碍之一。”
第二、改变司法权的行政化。我国法制史的发展中儒家传统的行政长官兼理司法的思维定式导致我国法官的非职业化。这一趋势最明显的表现是院长、庭长审批案件。我 国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和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的审判组织只有独任法官、合议庭和审判委员 会，并未赋予庭长、院长决定案件最终裁判结果的权力；在公法上，凡法律未明确授予的权 力，则不得行使，这是一项公认的原则。《法官法》第二条虽然规定，法官包括院长、副院 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但并不意味着院长、庭长在审 判上享有高于审判员的权力，法官应当是平等和独立的。院长、庭长只是司法行政上的职务， 只能在行政事务上拥有指挥决定权。所以，必须改变审判分离的现状，所有案件应由法官依 据自己的判断决定裁判结果，取消了院长、庭长审批制，庭长、院长只能通过参加合议庭担 任审判长来行使审判权。法院的院长、庭长大多是由于政治、业务素质较高而从法官中提拔 晋升的，实行案件审批制的做法，使得这些优秀法官一旦升任院长、庭长，便不再直接参与 审判，其主要精力用于案件审批和行政事务的处理，不仅造成审判资源的浪费，也助长了法 官对院长和庭长的依赖，形成恶性循环。同时，院长、庭长审批案件的做法，还会导致案件 责任不清的现象。案件经过层层审批、领导把关、集体决策，导致判决除了问题大家都不负 责的局面，不利于法院监督机制的实行。
另外，在法院内部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是，在案件没有审结的情况下，审判人 员即向院长、庭长请示汇报；有的下级法院遇到疑难案件即请示上级法院，征求上级法院的裁判意见。这种现象不仅违反了直接言词原则等审判公开的要求， 使二审终审制度形同虚设，而且不利于审判责任制的建立，妨害法院内部审判机构审判权独 立的形成。一些地方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的法官业务素质不高；而我国又处于经济转轨时期， 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致使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常常感到无法可依；当前，不少法院都在 搞岗位目标责任管理，错案追究制，以法官所审理的案件的改判 率和发回重审率作为考核的一个标准，即便是法院与法院之间也在进行相同内容的评比，致使法官与 法院都不愿承担风险。因此，下级法院请示上级法院便成为最“稳妥” 的办法，使得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从事后监督变为事前监督，法律规定 的二审终审制变为一审制。
第三、健全法官保障制度。《法官法》就法官的任职条件、 任免、等级、培训、奖惩、辞职辞退、退休、申诉等作了详细规定，以保障法官独立行使职审判权，但这部法律并未很好地执行。地方审判机关自身 没有独立的财权，财权完全由国家和地方行政机关掌握，审判机关的各种经费来源包括审判人 员的工资福利待遇等都完全受地方政府控制；在人事方面，法院领导干部的职务以及法 官本身都由地方权力机关任免，对人民法院主要领导干部的提名权和推荐权也控制在地方 各级党委和地方各级政府人事部门手里。在人、财两大重要权力均依附于地方党政权 力的情况下，审判机关实在无法保持独立。在此种情况下，要求法官为了审判独立而对抗地方 压力，显然是不现实的。
从另一方面说，法官的地位和待遇也与其在审判体系中所承担的重要角色不 相称。世界各国，为了保证审判公正，提高法律的权威，都在给予法官崇高的地位和 优厚的待遇。在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年薪与副总统持平，日本最高法院院长的薪俸 与总理大臣相同，故在美国与日本，法官腐败的现象几乎闻所未闻，当然这并非全部归功于高薪养廉。而我国的法官却一直在套用公务员的行政级别，而且其地位和待遇都较同 级政府官员低。即使是目前进行的法官级别评定工作，也是不与工资待遇挂钩的。法官的较 低地位和工资待遇产生两方面的负作用：一是难以使法官产生职业荣誉感和责任感。为了个 人生活和子女的教育、就业等问题，有些法官的廉洁作风受到了质疑，甚至走向犯罪，2003年，全国22万名法官中有794名法官违法违纪被查处，52名法官被追究刑事责任；二是造成法官队伍不 稳定，优秀人才流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薪高能已成为人才市场的法则，法官微薄的收 入无法与同样从事法律工作的律师相比，无法培养法官的责任感与荣誉感，自然无法吸引高质量的人才加盟，这自然无助于审判队伍的建设和发展。
第四、健全法官遴选机制。由于法官选任制度的不健全，法官的专业化往往不被重 视，其直接后果是导致有助理审判员以上职务的人员过多，水平参差不齐，审判质量不高， 审判效率低下。因而，必须合理配置审判资源和合理调整审判权力，实行法官员额制，清晰 法官和法官助理的层次，实现法官与辅助人员的分离；在实行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前提下， 选择高素质的人才充任预备法官；在各级法官的选拔上，要遵循上级法院的法官只能从下级 法院的优秀法官中选拔的原则，以保证上级法院的法官具有更高的资历和更丰富的经验，足 以处理更为复杂的各类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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