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梁启超的《学校读经问题》

儿童读经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又热火起来，乃至发展为一种“运动”。对“儿童读经”，我是持反对态度的。近来读到梁启超的《学校读经问题》一文，发现目前儿童读经运动的支持者们所持的观念其实与梁启超有颇多相似，因而便觉得有必要对梁启超的这篇文章做一番评论，希望这种评论有助于认清儿童读经的利弊：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改良派人物。梁启超曾坚决主张吉老的中国进行文化改良．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的积极的影响。然而他的《学校读经问题》一文宣扬的思想，却有向复古派、国粹派妥协的倾声：在此文中，梁启超直言不讳地指出．读经是件苦差事，让小孩子们读经是件难事，所以在学校是否应当废止读经问题上，他起先是偏向于废经一派的，但是后来从各方面考虑，终于还是走向了读经派。这一转变过程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学校读经问题，实十年来教育界一宿题也，因争持未决，而至今各校亦遂无经课。吾自昔故疑读经之难，故偏袒不读之说，谓将经语编入教科书已足；吾至今仍觉其难也，然从各方面研究，渐觉不读之不可。”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不论是其先前偏袒废经还是后来支持读经，他都一贯认为小孩子读经是件苦差事：“吾自昔故疑读经之难”，因而偏袒废经派，后来转为读经派一方，依然还是认为“吾至今仍觉其难也”。这位童年受过旧式读经教育的思想大师“立言修其诚”，并不像某些主张儿童读经的人士所宣称的那样，把读经说成是一件带给童年欢乐的美差事。

　　梁启超后来为何转变为读经派?他自言“从各方面研究，渐觉不读之不可”。他的“各方面”其实是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经训为国性所寄，全国思想之源泉自兹出焉。”

　　梁启超认为，“经”是中国的文化命脉。废经而不读，就会导致文化传统的断裂。甚至酿至“国性分裂消失”。其实，“经训”主要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在春秋晚期礼崩乐坏的局面下，为了维护固王朝的奴隶制而提出的一些学说，奏汉以岳又经后世儒者历代改造而逐步成为中国封建专铡的意只形态：如果说它们是“国性所寄”，那么也只能是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的“国性”。如果说它们是“全国思想之源泉”，那么总体上说．，只能是封建意识形态的“全国思想之源泉”，是必须进行根本改造的“国性”和“全国思想之源泉”。我以为，中国的文化改造需作从“从火变水”的质性改造，只有如此，中国的文化才能真正实现转型，中国的“国性”才能得到解放和提升，中国文化才能从封建形态走向现代形态，中国才能找到富强、民主的康庄大道。

　　“第二，吾国言文分离，现在国语未能统一，所恃沟通全国人之情，使控抟为一体者，全恃文字。文字古今，虽微差别，然相去实不远。”

　　梁启超既然明白读经之难，何以让小孩子们读呢?让小孩子们从小习文言用文言。其中的危害，倡导白话运动的胡适、周作人等人均有阐述，这里不必赘言。所以梁启超所谓中国人“自幼即当读(古书)”的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将语言的统一视为国家统一的前提，认为“现在国语未能统一”(这里的“国语”从其上下文看，是指汉语的白话口语)，而全国使用的文字却是统一的，按梁启超的打算，国家的统一便依赖这统一的文字了。而“文字古今，虽微差别，然相去实不远”，照他看来，既然现在口语中的文字与古代文言中的文字差别不大，于是学习文言便能沟通全国人民的心灵。但是梁启超应当知道，“沟通全国人之情”的文字未心一定是文言文中的文字，也可以是日常白话口语中的文字。既然“文字古今，虽微差别，然相去实不远”，那么。为什么崇文言而贬白话呢?这一点已经牵涉到下面一条的讨论了。

　　“第三，我国因言文分离之故，故文字无变化，欲用国文以表今日各种科学思想，已觉甚难。然古书训词深厚，含意丰宏。能理解古书者，则借此基础以阐发新思潮，或尚有着手处。若全国皆习于浅薄之文学，恐非惟就学失坠，而新学亦无自昌明。”

　　在此处，梁启超显然鄙薄白话文、新文学，将其贬低为“浅薄之文学”，这似乎并不确当。事实上，白话文是对古代语文吸收和改造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并不会削弱、反而会提高汉语的深厚丰宏的表达力。在白话文学运动发展近一个世纪的今天，白话文学的份量和成就已经有了相当的沉积，已经不再有任何理由来嘲讽白话文学为“浅薄之文学”，它在宣传和普及新思想方面，显然远远优于文言古文。

　　同时也应当看到，语言是思想库，中国的文言文的世界当然也是思想库，如果“能理解古书”，自然可以丰富白话文学。所以我们还是应当学习“古书”、理解“古书”的。但是，学习“古书”应当有个前提，那就是不能违背儿童教育的进现代立场和观念，不能违背科学精神，也就是说，不应当像目前儿童读经运动倡导者所宣扬的，让托儿所幼儿园的小孩子死记硬背“古书”。我以为从小学低年级学习“古书”也是过早。小学高年级甚至是进入初中再接触古书，方可避免死记硬背，方能实现“能理解古书”。

　　“第四，学童幼时，当利用其记性，稍长乃利用其悟性。盖悟性与年俱进，不患不浚发；若记性则一过其时，虽勤劳十倍，亦难收效。”

　　梁启超在这里所谈的应属心理学范畴内的内容，不过他讲的是中国传统的常识心理学，并不科学。他的关于记性“一过其时，虽勤劳十倍，亦难收效”，这种理论认为，儿童13岁以前是人生记忆的黄金时期，我在别处已经批评过，这里不再赘言。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种常识心理学只将眼睛盯在记忆或记性上，而忽视了儿童的全面的活泼的充满童真、童趣、童心的生活，而这种生活本身对于儿童的成长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教育意义，这也是近现代儿童教育学最根本之观念。在梁启超那个时代，这种近现代儿童教育学的观念在西方正是方兴未艾，遗憾的是他对此竟然缺乏了解。甚至到了21世纪，这种近现代儿童教育学的最根本之观念在中国仍然找不到落脚的文化土壤，实在令人痛心和寒心!君不见，当下的儿童读经运动的发起者振臂一呼，而众人不就应者云集吗?在不少人眼中，读经俨然成为开发儿童大脑潜能的所谓科学的儿童教育的工具，这背后是标本式的伪科学、伪心理学、伪教育学。儿童读经之风愈烈，则近现代儿童教育学的最根本之观念在中国愈难建设，中国文化现代化变革便愈难展开!

　　在第四条中，粱启超还说：“苟若应读，则非自小学时即读之不可。长大以后，非特无此时日，即读亦不能受用。”他所说小孩子错过了记性的黄金时期，长大以后即便再读“亦不能受用。”坦率地讲，我倒觉得这话说得有些“科学”道理。一个人如果幼年就不读经，如果幼年学习其他的东西，自然而然，他的心理结构中就不会被“经”盘据。如果他们学习了主张自由、民主、平等的“新学”，长大后再学习“君则敬、臣则忠”这些“经”中的陈腐内容，大概是不会有谁能接受、能感动、能受用。

　　“第五，今之学童，亦曷尝不朗诵坊间所编教科书者。实则此本不必诵，而皆诵之，亦可证其性宜诵也。与其费日力以诵此，费脑力以记此，何不反求诸圣经贤传乎?”

　　梁启超在此以废经后小孩子依然背诵新式教科书来证明：小孩子有背诵的天性。这正与王财贵先生所谓你不让小孩子读经小孩子便会转背广告之说相互一致。

　　而梁启超认为与其背教科书倒不如背“诸圣经贤传”，因为这些新式教科书在粱启超看来，其价值是无法与“经”相提并论的，而这正与第三条之“全国皆习于浅薄之文学”相呼应。南怀瑾先生对待新教科书和经书的不同态度以及鄙薄新教科书之价值而主张回到旧式的读经教育方面的思想，与梁启超这里的第五条内容可谓惊人相似。

　　梁启超在此认为小孩子“其性宜诵”。然而他在《学校读经问题》的开篇即言：“吾自昔故疑读经之难，故偏袒不读之说，谓将经语编入教科书已足；吾至今仍觉其难也……”古代寓言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思想方法，现在将其用在梁启超身上，就会发现，既然小孩子“其性宜诵”，梁启超又缘何讲“吾自昔故疑读经之难”，“吾至今仍觉其难也”?显然他是自相矛盾的。

　　以上就是我对梁启超主张儿童读经的五条原因的评析。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认为反对读经的人并不是厌恶经书，只是不知读的方法。其实这不是历史实情。

　　梁启超认为“反对读经最强的理由”是群经浩瀚难以卒读，认为即便在没有西学传入的时代，学子也是穷年莫殚，更何况后来东传的西方各种科学也成为研习的任务。不过他说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难题，那就是：“欲读经则非删经不可，非编经不可。”而这一点是与当今的儿童读经运动的主张是不同的，其一，当今的读经运动的发起者王财贵先生主张无差别的背诵，根本没有梁启超删经编经的想法；其二，梁启超主张让儿童读的经书应当“文从字顺，能使儿童理解”，而现时的儿童读经的发动者提出“小朋友，跟我读”的“六字箴言”，公然主张儿童不必理解经书内容，实际上是公然主张死记硬背；其三，梁启超主张学龄儿童读经，而当今的儿童读经运动将读经的年龄提前到托儿所、幼儿园。当今读经运动的另一倡导者蒋庆先生倒是进行了删经、编经的工作，然而他却主张从娘胎里开始进行胎教读经，这与梁启超主张从小学开始读经的主张便大有不同了。可见，现时的儿童读经的发动者的主张与梁启超也有大相径庭的地方。

　　我并不同意梁启超支持儿童读经，并如上面分析的，认为他主张儿童读经的种种理由也是值得商榷的。而现时新一轮的儿童读经运动的发起者与梁启超的主张相比更为极端，极端到荒谬的境地，因而我更不敢苟同。梁启超是改良派，他与复古派是不同的，但他的文化改良的观点是不彻底的，尤其是到了晚年，有向中国封建文化传统认祖归宗的投降倾向。可以说，不论是复古派还是改良派，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反映了传统文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顽固影响。中国文化变革的路任重而道远，而同样是东亚国家、有浓重儒学文化色彩的日本在19世纪中后期便比较成功地实现了文化的现代转型，日本成功的文化转型和经济腾飞，确有许多值得我们中国人镜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