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编辑的三个比喻

原学林出版社社长、总编辑雷群明曾写过一篇《印在别人书上的名字》，动情地表示“编辑工作是天底下最好的职业”。

　　他持论的理由有三条：第一、文章的不朽靠流传，流传必须靠出版，出版必须靠编辑。第二、编辑“工作就是读书，读书就是工作”，这个特点是其他职业所不具备的。第三、编辑以书稿和出版物为纽带，一头连着作者，一头连着读者，与各式各样的人物打交道，酸甜苦辣，甘苦倍尝，也是其他行业所没有的。

　　雷群明所谈的是出版社图书编辑，新闻媒体的编辑也可作如是观。作为编辑，要学会以“天底下最好的职业”来激励自己，对自己的职业有个清醒定位：不因别人高看一眼而忘乎所以，也不因别人轻看一分而烦恼无尽。就编辑与作者的关系而言，我们不妨看看来自民间的三个比喻———

　　助产士

　　作者撰写新闻稿件、制作新闻产品，就像怀胎的孕妇生孩子一样。如果没有编辑的帮助，“孩子”（也就是新闻作品）“早产”、“流产”、“难产”甚至“胎死腹中”的可能都有。

　　很多人还记得因重走长征路而出名的记者罗开富。从1984年10月16日到1985年10月19日，他沿当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原路徒步采访，历时368个日夜，写下300多篇新闻稿件。在重走长征路结束时，日本《朝日新闻》刊登了加藤千洋现场采写的消息：彪炳史册的中国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之路，第一次被一位中国记者用一年时间征服了，这位记者就是经济日报的罗君，他是一年时间内走路最多、发稿最多的记者。

　　姑且不管罗开富在300多篇新闻稿件的发稿过程中有关编辑怎样帮助，怎样拟定和调整选题，怎样润色稿件，单说这一设想付诸行动前，经济日报新任总编辑安岗提出的要求，就足以看出编辑对作者的“助产”作用究竟有多大。当时，总编辑安岗（总编辑也是编辑）为这次采访规定了“六个必须”：全程每一米路都必须是徒步，决不弄虚作假；必须按长征的同一时间行进，即在中央红军1934年10月10日从江西出发，到1935年10月19日走到陕北吴起镇，在这同一时间里完成徒步采访；即使山下或山间有了公路，也必须走红军走过的原路；必须每天写一篇报道保证见报；不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必须在第二年10月19日走到吴起镇；在中央红军因战事休整的路段，必须设法徒步采访二、四方面军的路线并报道好。

　　如果没有编辑在后方的大力协同和全力支持，罗开富的毅力和创新很可能会中途夭折。具体的新闻策划是如此，每篇新闻作品从发往编辑部到在媒体上刊登、播发出来的过程也是如此。编辑是名副其实的助产士，常常幸福着作者的幸福，痛苦着作者的痛苦，为新闻作品的诞生而倾注了全部心血。

　　批评家

　　一般说来，编辑作为作者新闻作品的第一读者，会向作者挑刺，指出作品种种不足，并提出具体修改意见。把编辑比为批评家，十分恰当。

　　当然，批评家对于所批评的对象只要发表完意见，就尽到了责任，完成了任务，而编辑在批评完作者的稿件之后，工作还只是刚刚开始。他要尽自己所能说服作者尽快接受自己的意见，并指点作者如何把作品修改得更好。

　　批评不仅仅是“挑毛病”，还包括对正确做法和好的倾向及时肯定。香港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兼首席评论员阮次山曾经回忆说，当他从台湾报纸辞职并接受邀请加盟凤凰卫视，是凤凰卫视的老板刘长乐及时给了他指点。刘长乐看节目看得很细，他对阮次山说，在节目里讲民进党人嘴巴比脑筋快，给他印象很深。刘长乐还坦诚相告，阮次山说陈水扁对两岸关系有“二奶”、“姨太太”心态，这也让他感触很深。这种及时肯定让阮次山领悟到，电视不同于报纸，同一篇新闻报道可以反复看，受众在看电视的时候可能在打麻将、在聊天，电视新闻评论不能长篇大论。

　　尽管这是以电视台老板的身份与专栏主持人交换意见，但这种宽泛意义上的批评交流与编辑对作者的批评交流是一样的。一句话，编辑作为批评家给作者指出问题和肯定成绩，都有导向和示范意义。

　　小花匠

　　邹韬奋曾经把编辑比喻为“小花匠”，想来也很贴切。1929年12月，《生活》周刊由四开小报改为十六开小册子形式出版，邹韬奋写了一篇《辛酸的回忆》，其中把刊物比作由刊物创办人、同事、作者、读者“这四方面所发出的甘露而灌溉成的一朵一朵的鲜花”，而把自己比作花园中的小花匠：“他在这里面做个小小花匠，觉得他的个性还算比较的近些，觉得还有兴趣，所以愿以全副精神竭尽绵薄；只望能在此茫茫的人生长途中，寻得一花一蕊，贡献给诸君；倘若诸君觉得在有些趣味的材料中，随处得一点安慰，得一点愉快，得一点同情，得一点鼓励，便是他暗中在精神上所感到的无限的愉快。”

　　编辑就是“花匠”的比喻，给人许多美好的遐想。是啊，编辑是批评家，但绝不能全是批评，更不能在作者起步阶段就挫伤他的锐气。编辑更要善于做一个辛勤的花匠和园丁，让作者们的作品之花健康成长，让作者本人也能健康成长。

　　编辑手里一支笔有时就像一把斧，有人甚至称编辑为“砍匠”。高明、负责的编辑确实会砍，砍得精巧，不但本意不变，反而既短又精，读来明快。新华社许多好稿就倾注了高级编辑李耐因的智慧和心血，1979年6月8日播发的《一位基层干部称赞三中全会有十个好》，是他帮助两位记者从十分丰富的材料中“截取”出来的；同年7月25日播发的《党组织为马寅初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仅500多字，是他从五六千字的长篇通讯中“拎”出来的。李耐因“拧干水分不伤根”的做法和“锦上添花”的功夫，给人以许多启示，也给那些胡编乱砍、弄得作者稿件“伤筋动骨”的编辑以深刻警示。

　　关于编辑的比喻还有很多，像“伯乐”、“小卒子”、“作嫁者”等，都是在说编辑一定要具有不计个人得失、善于成人之美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业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