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新闻节目的叙事艺术

意识形态：在叙事的表象下

　　现今的电视新闻正高效快捷地为人们提供无所不包、无远弗界的新闻资讯。正是通过对新近和正在发生的事实（故事）的叙述，电视新闻将其无处不在的议程设置影响力深植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既要讲述故事就存在一个怎么讲的问题。小说家詹姆斯曾略带夸张地说：“讲述一个故事至少有五百万种方式，每一种讲述方式都会在读者身上唤起独特的阅读反应和情感效果，因此讲述直接决定着这种效果能否得到表现。”[⑥] 由此可见，说话者身上存在着以某种方式影响听话者的意图，“怎么讲”会使信息的传播不自觉地透露出意识形态的诉求。巴赫金曾说过，“实际上，我们任何时候都不是在说话和听话，而是在听真实或虚假，善良或丑恶，重要或不重要，接受或不接受等等。话语永远都充满着意识形态或生活的内容和意义。”[⑦] 毫无疑问，在现今的传播谱系中，央视及各省台的《新闻联播》节目已处于意识形态建构的轴心位置。[⑧]如果进一步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许多意识形态诉求正巧妙地隐藏于叙事的面纱后。

　　我们拿各家电视台对于矿难的报道作为分析案例。作为国家媒体，央视《新闻联播》拥有独一无二的话语权。灾难发生后，及时传达政府指示，表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此事往往是其报道的第一要务。如在关于“8·7”矿难的报道中，它旗帜鲜明地突出了“事发后，国家安全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和广东省积极迅速开展救援和家属安抚工作”及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小组等。而事发地梅州的新闻报道显然与央视不同，它借助连续的“人文叙事”，巧妙地建构起一幅“遇难见英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媒介图画”，重点报道“刘日知七昼夜现场指挥抢险”、“被困矿工家属：政府照顾无微不至，很满意”、“矿难抢救一线：一群忙碌的老人”、“新闻特写：为了被困矿工，我们一直在努力”等新闻，[⑨]这样，地方政府对于灾难应负的责任被淡化，他们组织抢险倒成了一种政绩。与上述二者不同，作为旁观者的外地台其报道突出的多是对事故原因的幕后追踪，对死难者的痛心疾首，对其亲友的深切同情等等，“揭秘”与“煽情”成了其叙事的重点。为什么对同一事件会产生叙事的不同，这是因为叙事话语背后意识形态在发挥作用。与矿难报道类似，在“11·3”湖南衡阳大火的电视报道中，当地媒体也是将大量的镜头投向了战斗在第一线的消防官兵，铺天盖地的英雄事迹的报道，直接冲击着我们的感官，那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消防战士，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救火场景，赢来了广泛的赞誉与喝彩。一时间，事故成了故事，坏事成了好事，消防官兵的英勇献身成了天灾人祸的遮羞布。从这些报道中我们不难看出，所有的叙事策略为的是要推销包裹于新闻中的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也确实通过电视新闻的叙事话语，源源不断地走向荧屏外的观众。

　　事实上，在电视新闻叙事手法与其意识形态的契合方面，“媒介视点”是其中不可小觑的一环，因为在叙事作品中，“无论叙述所描述的事件与人物如何表现出来，都一定会经由一个特定的‘视点’，也就是一个观察点。通过这一特定的观察点，叙述者将所看到的一切呈现出来。”并且，视点并不仅仅只含有视觉的意义，而且它也包含着价值与道德判断等更深层次的意义。[⑩]因此，媒介视点不仅能体现媒介看待事件的独特视角，而且其报道逻辑及叙事话语会隐含内在的意识形态诉求。在这方面，电视的新闻人物报道不啻为一个极佳的注脚。粗略分类，我们常见的电视新闻人物报道有以下三种：

　　上仰视点与英雄化叙事 这一叙事手法对人物的塑造采用“仰视”与极性的审美思维方式，且辅以美德与进步的宣传话语，使人物高度地符码化、脸谱化与公式化，从而传达出主流价值观。这在央视《新闻联播》的《永远的丰碑——抗日英雄谱》专题人物报道中展露无遗。以其中的几期为例：《新四军抗日名将——罗忠毅》说的是新四军第16旅旅长罗忠毅率全旅将士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后壮烈牺牲的英雄壮举。《铁军将才——朱程》则讲述了毅然回国参加抗日的留日学子即后来被誉为 “铁军将才”的朱程的故事。《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者 罗瑞卿》介绍了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指引无数热血青年奔赴抗日前线的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者罗瑞卿。这些人物报道的英雄化叙事为我们树立起一座座流光溢彩的丰碑，受众在仰视与叹服的过程中接受着教育。

　　平行视点与日常化叙事 较之上者，电视新闻在这类人物报道中另辟蹊径。生活在平凡世界、忙碌于各种岗位的社会“普通一员”成了其重点捕捉的新闻人物，新闻报道采用平行的视点和平等贴近的话语将其故事娓娓道来。如央视《新闻联播》的《时代先锋》人物报道中《熊猫“爸爸”——张和民》一期讲述了张和民和他的团队率先在世界上攻克了大熊猫繁育的三大难题，使得卧龙大熊猫成为全球最大的圈养大熊猫种群的故事。报道从张和民守候产房、迎接熊猫宝宝出生的镜头入手，将张和民倾注于熊猫的爱淋漓尽致地描述出来，并亲切地称他为“熊猫爸爸”。又如《王府井的便衣卫士——谢海宝》中以王府井保安谢海宝为报道对象，且将他的一次擒贼经历安插于报道中，其纪实性的日常叙事话语使这位便衣卫士更可亲可近。

　　下俯视点与权威化叙事 此类叙事方式以俯视的目光报道人物的恶行并辅之惩*罚恶的权威化叙事话语，从而呈现出前面两种叙事方式截然不同的特色。这种叙事方式在人物的批评报道中尤为见长。如湖南新闻联播对“郴州贪官李树彪贪污挪用公款案”的报道，在贪官李树彪低垂头颅、悔恨交加到认罪伏法、接受审判的画面穿梭中，讲述了当事人挪用公款挥霍豪赌的犯罪事实，并继之以令人正颜的审判场景。其中下俯的报道视点与权威的叙事话语相得益彰。电视新闻也正是要借助这类明辨善恶、公正赏罚的报道，来恢复人们对主流政治及现实社会的信心。这种手法如今已经成了电视新闻批评报道的主流。

　　曾有一位叙事学家说过，任何叙事作品都可以用叙事理论来进行分析，并得出与过去的分析决不雷同的结论。确实，叙事分析也是一种见仁见智的活动。但无论如何，叙事分析从传统的文学文本走向更为广阔的各类文化文本，不管是对叙事学本身，还是对被分析的对象，都应该是一件幸事。这自然也是本文把叙事学引入电视新闻研究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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