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经济史比较的新探索

中西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比较研究，一直是海内外学者为之如痴如醉重大课题。被称为“加州学派”（California School）的新一代经济史学家再次带给国际学坛的震撼。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彭慕兰的《大分流：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等[1] ，都以其全新的视角、方法与成果产生了很大影响，大多获得美国学术奖项[2] 。以上述学者为代表，构成了迅速崛起的“加州学派”[3] ，该学派因其代表人物集中于美国加州而得名，其实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地域性学派，更重学术理念 。加州学派以一批活跃的少壮派社会经济史学者为主，他们研究领域相互交*渗透，彼此交游密切，不断切磋论辩，相互呼应，已经在国际经济史学界形成强大冲击波。

　　大致简单说来，加州学派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从研究范式的高度反思西方中心主义下的学术理论与方法。第二，世界经济体系与全球化不是欧洲最初建立和推动的。第三，注重中国研究，并将中国置入世界历史的范围之中探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以突显中国历史的重要性，进而由此检验基于西方历史的观点与理论。第三，注重比较研究，比较视野从以往的文化差异角度转向中西社会经济发展道路并检讨传统学术。本文结合加州学派及相关学者的成果，评述其主要观点与创新，并探讨研究范式方面的突破。

一、大分流

　　李中清与王丰、王国斌、弗兰克的新著都已有中译本出版，在国内产生相当大的影响，黄宗智的著作[5] 在中国流传更早，本文不作专门评论。彭慕兰新著中译本尚未付梓，本文作一简单评述，并介绍围绕该书的学术争论。

　　与王国斌、李伯重一样，彭慕兰也主张18世纪以前江南与英国之间的经济成长方式大体类似，同属于“斯密型成长”模式，他还认为中国岭南、日本、印度、东南亚也不例外。彭氏极具原创性的观点是，整个18世纪传统世界各核心区都相对面临土地密集型产品的地区性短缺，中国与日本的核心区生态环境并不比西欧糟糕，唯欧洲因海外殖民地与新能源的开发而成功地避免了本土的生态制约与马尔萨斯制约，中国内地与其他亚洲外围区则不能。如果欧洲不能从地下和海外的资源中获利，欧洲也只能沿着既往道路继续走下去。结合经济史与生态史的比较，他还试图评价世界几个区域不同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道路的价值，并反思这些区域间联系的意义，他强调世界经济起源于各地经济相互影响，而不是“发达”的欧洲简单强加于世界其他地区的，这一论调显然受到弗兰克的启发：不是欧洲造就了世界，而是世界造就了欧洲。

　　工业化进程与中西分异，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从地理环境、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民族心理等各个层面广为探讨。以往的主流观点认为，工业革命前欧洲经济迅速变化发展，而中国经济停滞衰退，两地经济成长方式具有很大的差异。彭氏则反驳了西方学者关于欧洲相对中国的差异论与优越论，认为在生活水平、消费能力、农业与工业发展、要素市场等方面中西颇多相似之处，直至1750年欧洲至少并不比中国先进，实际上中国江南还要更发达一些，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等方面欧洲也并不比中国更有效率。两相对照，工业革命前的中国与西欧，既不存在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也不存在经济成长模式的优劣，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成长模式不是工业革命发生的原因。

　　既然如此，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中西经济发展的分异？这意味着中西比较必须加以重新审视，不仅从观点上，而且从研究范式上。为了便于深化比较研究，他聚焦于江南与英格兰。传统主流观点认为，英国模式在经济发展道路与社会形态的演进必然导向工业革命，具有普遍性，但欧洲经济史的最新研究成果却论证了工业革命并非英国传统经济演进的必然结果。而荷兰模式、江南模式在早期工业化中更具典型性，英国道路实际上具有特殊性。中国的江南地区与英国以及欧洲最具可比性。

　　江南与英格兰的经济成长方式，同属斯密型动力，即通过市场实现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的优势和利益，市场扩大，经济成长的空间越大。传统主流观点认为，市场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所带动的专业化与分工的扩大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根本性因素，庞大的殖民地市场是其强大刺激。在此之上又顺理成章地推导出，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就是因为市场不发达，缺乏英国一样的海外市场。李伯重有力挑战了这一观点，他认为明清时期形成了全国市场[6] ，它为全国经济中心江南所提供的广阔市场，即使拥有广大殖民地的英国也不能与之媲美，如此，江南与英国的市场差异说也就不攻自破，因为，无论是英国的殖民地市场，还是江南所依托的外部市场，在本质上都没有任何区别。不仅如此，作为东亚经济中心的江南所拥有的海外市场也相当广阔。

　　彭氏认为殖民地的作用主要不是传统观点所揭示的为英国提供了工业品市场，而且单就市场本身而言，中国的市场更接近于斯密型的自由竞争模式，生产要素包括土地与劳动力的流动都是西欧无从比拟的。彭氏此论，其他欧美学者亦早有类似的观点，伊懋可、罗友枝甚至认为，明清中国市场是一种过度竞争的市场。[7] 这样一来，市场推动工业革命论自然难以立足。由于江南所依托的国内市场比英国及其殖民地市场更为广大，并更具自由竞争意义，如果斯密型动力能够导致工业革命的话，江南应该比英国更具优势。市场因素不仅不是双方的差异，相反是其共同基点，那么，差异在哪里？

　　彭氏认为西欧在各项经济指标上几乎不具备独有的内生优势，唯一的优势是煤。英国的煤矿位于经济核心区，不像中国一样远离最发达的江南，而且其地质状况与中国主要煤区山西也不同，英国煤矿含水量大，蒸汽机发明最初就是为了开采时不断抽水，进而演进为最重要的动力机。山西煤则干燥，与之相伴的技术进步主要是通风技术，不能造就蒸汽机的伟大发明与应用。像英国一样通过煤刺激工业化，在中国没有发生，缺煤的印度也没有，荷兰也没有。近代经济体系，实际上是从传统“发达的有机经济”转变为“以矿物能源为基础的经济”，英国通过煤铁等矿物能源的大开发，催生出工业革命。

　　不是市场，而是煤铁等物质条件及在此基础上工业结构的差异与趋势，导致江南与英国的分野。这种观点粗看起来让人心存疑虑。事实上，这是合乎逻辑的，在现代化交通运输问世以前，物质资源与地理条件对地区产业结构的制约是至关重要的。欧洲很幸运，煤矿丰富，新型的能源密集型工业得以发展，另一关键因素则是欧洲与新大陆的贸易。

　　传统观点认为殖民地的作用在于开辟了工业品市场，彭氏认为更主要地是为英国提供了丰富的原料与资源，因而广大的殖民地虽然不是从市场来推动工业革命，却从另一个层面产生诱因。来自殖民地丰富而廉价的棉、麦、肉、木等土地密集型产品，使欧洲节省了土地和森林，能够集中从事能源开发与其他生产，成功地缓解了生态制约，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工业革命。同时殖民地吸纳了6000万欧洲剩余人口，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海外殖民地。这使得西北欧人口急剧增加，并脱离土地，专门致力于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而不是朝着传统有机经济产出最大化的方向继续努力。煤和新大陆使得欧洲走上了资源密集型与劳力节省型的道路。全球化联系使欧洲从美洲获得丰富的初级产品，与此形成对照，亚洲外围区无一能与之相比。1750年后，东亚内陆尽管人口大增，工业繁荣，但这种增长阻碍了这些外围区向长江三角洲核心工业区输出重要资源。中国内陆外围区能够寻求进口替代品，相对缩小了中国工业中心区的商品市场，提高了核心区从内陆外围区进口原材料的价格。[8] 核心区土地密集型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只能被迫沿着劳动密集型与资源节省型道路继续增长。如果欧洲不能从地下和海外的资源中获利，欧洲也只能沿此道路继续走下去。

二、大辩论

　　加州学派挑战主流的创新，使其每一部重量级著作的问世都带来国际学坛的热烈讨论，李中清、弗兰克各自的著作就是如此，彭氏新著为加州学派带来新的大争辩。彭氏新著在西方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中国研究、欧洲研究、生态史研究等领域的学者纷纷撰文介绍、评论或商榷[9] 。围绕彭氏新著的争论，实际上远远超出该书本身，而涉及到彭氏所引用的众多其他学者的成果与材料分析，特别是李伯重与李中清的研究，更牵涉到中西比较尤其是英国与江南比较的诸多重大问题。李中清的著作，虽然在此之前已有不少评论和商榷，但其震撼仍在延续，此次争论中仍成为热点。因此，这次大辩论可以说是加州学派中西比较研究的一次大检阅。

　　2002年6月3日，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社会理论与比较历史”中心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研讨会：题为“大分流？：中国与欧洲经济发展与不发展的根源”。围绕彭慕兰与李中清各自的新著展开针锋相对的论辩，与会者达百余人，而论辩的双方是清一色的加州学者。会议先由两书作者彭慕兰和李中清（及其合作者王丰、康文林）等作简要陈述，由黄宗智、武雅士（Arthur wolf）、Robert Brenner and Chris Isett提出批评，接着彭、李、Jack Goldstone进行回应，然后又展开一轮反击与回应。[10] 这次讨论会提交的论文有9篇，主要论战如下。

　　黄宗智《发展还是内涵化（involution）：18世纪英国与中国》[11] 指出，彭氏所论似乎很有吸引力，既提出了欧洲中心论者习惯讨论的为什么中国没有像英国那样发展，也提出了为什么英国没有象中国那样走上集约内涵化的道路。但彭氏没有立足于原始材料的考察，而是依赖二手材料与成果。彭氏认为1800年以前英国和长江三角洲的发展与内涵化没有高低之别，黄氏诘难其论述无视18世纪英国农业革命论。劳动集约化程度长江三角洲高于英国，这是由农业类型及其特征所决定的。内涵化农业阻碍了大规模农场节省劳力型资本化与规模经济的可能性，同时，家庭农场兼家庭工业的生产单位也阻碍了原始工业与近代工业中的节省劳力型资本化。彭氏所论人口与资源压力，1800年长江三角洲并不比英国高，显然是错误的，实际上正是这种压力导致三角洲的内涵化。黄氏还对李中清人口论提出了商榷。

　　黄氏最后总结了自己的观点：18世纪的英格兰和江南长江三角洲，分别典型地代表了欧洲的发展模式与中国的内涵化模式。英国农业较之于长江三角洲农业，单位土地面积上的劳动投入要低得多，平均农场规模是江南的100倍，平均农业用地是45倍，单位劳动时间的生产率要高得多。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动了以城镇为基础的手工业的发展。1800年的英国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都更具现代农业和工业发展的条件。江南则迥异，单位土地上的劳动密集化和内涵化臻于极致。所谓内涵式增长，就是以单位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所实现的绝对产出量的增加，体现在单位面积的高产出及其所支持的城市网络的能力。

　　欧洲史专家Robert Brenner and Chris Isett《英国与长江三角洲的分流：财产关系、微观经济和发展模式》[12] 一文，以R. Brenner七八十年代旧作所论英国独有的农业资本主义基础上，详实比较了英国和江南农业特别是谷物生产。其中心论点是：1500-1750年间，英国和长江三角洲两大经济体的不同发展道路导致根本性的分流，到18世纪后半叶，英国已成为世界上经济发达和相对富足的地区，而长江三角洲则日趋贫困。美洲对英国的贡献尽管非常巨大，但不是根本性的因素。导致分流的原因，他们归结于英国与众不同的社会-财产关系体制，不仅与长江三角洲有异，也与英国中世纪不同，与1500-1800年欧洲大多数地区也不同。后三个地区的经济沿着马尔萨斯道路演进，因为居于支配地位的农业部门由有产农民和统治阶级所主导，统治阶级通过强制掠夺农民能够实现自我再生产。这些经济体通常的轨迹，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生活水准降低。英国经济避免了这种命运，因为近代初期，经济不再由农民与地主主导，而代之以农业和非农业的直接生产者控制，他们一方面不受超经济强制掠夺，另一方面避免了非市场途径直接获取其生存资料。因此，与长江三角洲形成对照（并且在欧洲也是独一无二的），英国经济在17世纪早期至1850年间的长时段中，农业生产率提高，人均GDP上升。英国通过斯密道路成功走向工业革命。

　　彭慕兰以《超越东西二元论：18世纪世界的发展道路的重新定位》作了回应，并另作长文专门回应Robert Brenner and Chris Isett[13] 。他认为黄宗智的评论，第一是基本曲解了彭氏观点及部分支撑论据，第二，黄氏评论的中心，仍然认为他1990年的著作是理解长江三角洲经济最好的框架，他既不理会对该书的批评，也忽视了新的欧亚研究的丰富成果，第三，黄氏几乎缺乏18世纪的数据，而依*时间跨度的延展来推论，不顾18世纪与19世纪及以后的差异：人口增长与否，政局稳定与否，生态稳定还是危机，此外还有技术变化。在回应Robert Brenner and Chris Isett的长文中，彭慕兰的结论不变，英国与江南的大分流不在18世纪，而在下一世纪；不是始于农场，而是来源于地下和海外。

　　Jack Goldstone《为树木迷失于森林：有关交流的评论》[14] 同意这样的观点：在18世纪，至迟到1750年，中国经济与欧洲相当或更先进，其核心区领先于英国。针对黄宗智、Robert Brenner and Chris Isett所论19世纪以前英国农业生产率高因而导向工业化，而中国农业生产率低导致停滞和内涵化，Jack Goldstone试图证明其观点的错误与缺陷。他从人口增长趋势、生活水平与贫困现象、生产率水平与趋势等方面对英国与江南进行了比较。最后他强调，既使所有细节都弄得一清二楚，仍然要理解工业化的本质与核心，那就是生产技术的根本变革（innovations）, 集中于蒸汽机的使用所引发的矿物资源的开发。当然，为机器产品提供资本和市场需求是必需的，是起码的条件。英国与世界其他农业经济的分流，弄清其原因必须转向技术与科学，尤其是蒸汽动力的作用，而不能只简单关注农业或资源。欧洲的科学发展是其他地区所缺乏的。其弦外之音是，即使经济落后，也不影响突发性的革命，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而不在乎经济发展水平孰高孰低。

　　彭慕兰著作论文牵涉面广，来自各方面的评论不少。如麦克法兰作了两篇评论大分流的论文[15] ，他认为欧亚两端的差异，远比彭慕兰等所论及的两百年更深远，也不限于经济或社会因素，而包括政治、思想、文化各层面。他比较印、英、日、中家庭人口与组织结构，发现中国与英国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存在了许多个世纪，而不只是两百年。他担心，过分热衷18世纪，会掩盖真正的差异。

　　李中清等的主要观点是，中西之间的人口历史与模式，不存在马尔萨斯所论的类型区别，和欧洲一样，中国也是“预防性抑制”（preventive checks）形成的“生育驱动”模式，而不是“现实性抑制”（positive checks）构成的“死亡驱动”。中国存在一种集体主义抑制，从传统时期的家族主义控制生育，到当代国家控制生育（计划生育），可谓一脉相承。这成为彭慕兰人口解释的主要支撑。黄宗智围绕溺婴（主要是女婴）现象展开讨论，认为溺现象是因为贫困与生存压力，清代正是人口压力与商品化两大趋势强化的时期，溺婴成为18世纪社会危机的征候之一。黄氏诘难对方人口解释的动机想在中国发现欧洲的对等现象。李中清等《现实性抑制还是中国式抑制？》[16] 一文回应了黄宗智的批评。李中清与李伯重[17] 的成果表明，人口压力在清代并不存在，清代前中期最富裕的江南，人口成长率略低于明代江南，且大大低于同时期全国平均成长率。溺婴现象在宋代就有明确的记载，并非生存困境所致，而是生育控制的传统之一。针对被误解为“想在中国发现欧洲的对等现象”，李中清在该文中明确提出“中国式抑制”来张显原有观点。

　　武雅士《后期中华帝国存在生育控制迹象吗？》[18] 质疑李中清等的成果，也包括赵中维等的成果。他的主要依据是其1980-1981年的调查数据，以此质疑对方有关中国低婚姻生育率的数据基础。置此不论，武氏认为应该能找到比对方所谓有计划的生育控制（“晚开始，早停止，长间隔”及“产后堕胎”）更合理的解释。他还认为中国人的低婚姻生育率，不是由于生育控制，而是由于贫困与生存压力。他坚信“大多数中国夫妻希望儿子越多越好”，其分析结果是中国具有“高生育率”。武雅士在专注于争辩时，可能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论点恰恰证明了李中清的观点。因为武雅士的调查对象，正是传统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尚未确立的断裂时期，从而也就意味着当时没有集体主义的生育制约（相反是集体主义下鼓励生育的时期），生育率就高，反之，生育率会得到有效控制。无怪乎康文林等就要不要回应其陈旧的看法，犹豫再三。《旧瓶装新酒：转型前中国出生率》[19] 集中回应了武雅士所批评的三个内容：转型前婚育率水平；人口再生产行为模式；贫困与中国婚内低生育。李中清以《历史上的生育控制：答武雅士》[20] 也简短地作了回应。除了说明数据的确凿无误并指陈对方的曲解与失误之外，李中清强调，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学者与官员就已关注人口问题，虽然传统中国文化宣扬多子多福，但相反的思想与实践同样流传广泛，同样重要。推断中国人生儿育女总是希望多多益善，不存在审慎的生育控制行为，这是不明智的。应该指出，计划生育政策下农民生育的强烈愿望，可能会误导人们理解传统中国生育观念，李中清的苦心并非多余。

　　在几次交锋中，争辩容易出现的倾向也不时显示出来，如曲解对方观点，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抓住细节的争辩而忽略主要论点，等等，亦不无偏颇之论。对于资料的理解也见仁见智，如对方行有关江南农民消费的成果[21] ，彭氏和黄氏都从不同角度来引伸自己的观点；又如双方所倚重的李伯重的研究成果，也是各有取舍，而没有考虑到李氏前后期观点的发展。但是暇不掩玉，这是一场富有收获的学术争鸣，尤其是江南与英格兰的比较，可以说是一次对已国际学坛成果的全面回顾、总结与提高。

　　三、研究范式转换

　　新视角下的比较研究，面临的最大障碍是西方中心主义。西方中心论是由西方长期主导世界的实际在学术领域的折射，它将世界分为“西方与其他地区”（West and the rest），欧洲所经历的发展阶段与道路，代表了人类社会必然的演进历程，其他民族与地区都是按照这一模式走过来的，而且还将沿着西方的轨迹走下去。学术研究也以欧洲模式来套用和观察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道路，这是由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范畴、体系建立在欧洲经验基础上的现实所决定的。正如弗兰克所形容的，始终是在“欧洲路灯”下了望。

　　在观念上，学者们对西方中心论早已心存抵触，但在理论与方法上，又自觉不自觉地回归这一学术轨道。如果不从范式与体系上进行理论反思与重构，观念上的反西方中心论，只能流于空泛，甚至回归。但研究范式的突破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历程。

　　所谓范式（paradigm，又译规范），从托马斯库恩所论中可以界定为：某一（某些）学科领域中学者们所遵循的共识性的研究基础与准则，包括概念、理论与方法，也包括评价标准与价值取向，操作规程与解决问题的路径，我们可以称之为指导研究活动和科学探索的学术平台。范式具有认识的定向作用，会形成思维定式。不同范式之下，同样的东西，有不同的结果。正如黄宗智（1992）所论，“规范认识”（ 范式）具有潜移默化的广泛影响力，不仅引导人们去想什么，更重要的是引导人们不去想什么，并且往往构成人们论战的共同前提和基本出发点。而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常规性范式，有可能是不正确的。范式在学术竞争中演进发展，主流范式受到新范式的辩论、挑战、修正以至替代，科学革命由此产生[22] 。加州学派不仅突破了不少传统成见，而且可望推动新的范式萌生，至少在以下几点表现突出。

　　1、挑战欧洲中心论之一：经济地理上的非欧洲中心发展论

　　布罗代尔等历史学家都认为欧洲以自己为中心组建了一个世界经济体系。沃勒斯坦认为，这个体系从欧洲向外扩张，逐渐把世界其他地区纳入以欧洲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中。加州学派与其他学者的新成果认为，世界经济体系不是由西方推动的。

　　彭慕兰指出，世界经济起源于各地经济相互影响的结果，而不是“发达”的欧洲简单强加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世界上人口稠密、商业发达的大多数地区所受生态制约，在欧洲因新大陆的有利条件与天然资源的优势而成功避免。结合经济史与生态史的比较，他还试图评价世界几个区域不同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道路的价值。弗兰克走得更远，“从马克思、韦伯到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几乎所有公认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也都从经验上和理论上曲解了欧洲参与世界经济的活动和欧洲经济发展中的关键因素” 。他无情地推翻自己的旧有观点，早期他把资本主义描绘成一个世界范围的交换体系，其“中心—外围”模式[23] 认为，不发达国家处于这一体系的外围，依附于体系中心的西方资本主义，不能独立自主地发展，在交换关系中受到西方垄断势力的剥削。1500年后西欧率先向资本主义转变使之成为世界经济中心。1998年他的著作《白银资本》有了重大改变。近代早期世界不是由欧洲所推动的，而是由一个早已运转着的世界经济体系所塑造的。欧洲兴起的三百年，被弗兰克诠释为亚洲霸权的时代。如果有一个中心的话，那就是中国，其发展悠关当时的全球经济。欧洲通过加入亚洲贸易，能够从比他们更具生产力、更富裕的亚洲经济中获得好处。
　　
　　弗兰克提出用一种整体主义的全球视野来观察世界历史。世界历史的演变就是整个世界体系内部中心的转移以及中心和边缘周期性的置换。《白银资本》提出的15—18世纪近代早期世界历史图景则是弗兰克本人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个必然延伸。应该说弗兰克是在滨下武志等学者研究基础上[24] 的发展。澳大利亚、欧洲一批学者，通过挖掘英文、荷兰文、西班牙和葡萄牙文的资料，对19世纪以前东南亚经济进行了重新审视，认为以往大大低估了东南亚经济的发展水平，与此相关的是，由于中国官方对外贸的不重视，中文文献对外贸的记载非常有限，中国尤其是民间的海外贸易被大大低估，18世纪由华商主导东南亚贸易的情况也被低估了。[25] 这些研究成果与加州学派的观点不谋而合，至少有一点值得中国学者高度注意，单凭不被重视而记载有限的中文资料，不足以全面认识明清中国与华人的对外贸易活动。

　　2、挑战欧洲中心论之二：多元论取代单元论。

　　世界体系的非欧洲中心推动论，受历史实际的局限很大，起码历史时段在近代史上的作为有限，而多元论取代欧洲模式单元论则有相当大的空间，事实上这也是更本质的挑战。在西方中心主义之下的单元论认为，人类各民族、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种必然的规律与道路，而这种发展道路就是以欧洲模式为基准的，换言之，欧洲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其他民族概莫能外。西方学者的“冲击—回应”模式就认为，西方之外的地区，通过本地对西方挑战的回应而走上工业化与近代化，忽略了这些地区自身历史与文化的完整性及其演进轨迹。西方的“汉学”，其许多理论模式都是为了证明非西方社会的变化只不过是西方经验所体现的“普适”模式的重复。把西方经验不加检验地普遍化，将源于西方的理论、方法不加限制地套用，正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核心。[26]

　　反对欧洲中心论，并不意味着不能以欧洲为标准进行比较，而是应该扩大这种比较，特别应当以中国为标准来评价欧洲，通过多层面的考察，形成多元化的认识。王国斌认为，要超越欧洲中心论，就应当将欧洲经验“作为历史过程而不是抽象的理论模式”。作为抽象的理论模式，应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就会出现非西方世界都只是“回应”西方的单元论。而作为实际的历史过程，与原本具有完整的文化和历史的社会的同类过程做比较研究，从而丰富历史内涵。多元论构成比较史学的出发点。

　　以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实际修正基于西方的理论，是加州学派考察的重点。近代国际主流学术由西方主导，基于中国的学术研究没有重要建树，这是与中国经济的衰落相伴随的。但按照李中清、麦迪逊、弗兰克各自的统计与观点，从人口数量而言，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4强；从经济规模来看，1700-1820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额从23.1%上升到32.4%；[27] 1800年以前，中国长期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异乎寻常的竞争力。而且中国并非是孤立发展的，它与外部世界联系密切，尤其是与东亚经济的整合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如果忽视中国经验，任何学术理论可能是不完整的，也是偏颇的。既然19世纪以前中国社会经济在世界经济史中占有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那么就应该做出与之相称的学术研究成果，重新审视世界社会经济史的发展道路，并以此检验和修正基于西方经验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在此方面，加州学派与新儒家学派具有某种承继性，如果说杜维明、余英时等从文化的角度阐明儒家思想不是资本主义的障碍，从而修正了韦伯的观点[28] ；那么加州学派则从社会经济的角度通过中国经验的总结来丰富和完善国际学术理论。

　　李中清、王丰的人口社会学研究成果在这一点上表现最为直接和突出。他们以醒目的标题与鲜明的创新，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经典理论马尔萨斯人口论，提出了最直接与富有成果的挑战，建构了基于中国经验的替代理论。马尔萨斯及其后继者从基于西方人口与社会的概念、范畴来观察和理解其他社会，认为中国和其他非西方世界历史上的人口呈无节制增长，人口升降是一种被动的过程，并不可避免地导致贫困化，唯有西欧形成了人口控制机制。正如Adrian C.Hayes所言，马尔萨斯的观点建基于英国近代早期，他对中国的观察只是依赖于旅行家描述和其他零星信息，不了解更无法解释中国经验。[29] 李中清、王丰的实证分析则表明，中国集体主义文化形成了一种与西欧不同的历史人口体系中的自动内平衡机制，从而明清时期避免了粮食短缺、生活贫困与生存环境的恶化。

　　强调把中国历史放到世界史的范围中进行研究，从而大大凸显了中国的重要性和特点，丰富了理论源头与学术内容。当然，加州学派并不采取“中国中心主义”，也并非要建立一个新学术体系与现代主流学术体系分庭抗礼，而是充分利用其合理和科学的部分，改进其不合理之处。

　　3、方法论突破之一：比较研究方法的创新

　　从多元论出发，加州学派在认识论上摒弃1950年代以来美国盛行的逻辑实证主义，即从一般前提和初始条件推出预言性的结论的研究方法。以往都试图借助于一个独立的、可普遍运用的价值标准，那将是十分动人的，但也将是无济于事的。[30] 在此指导下，加州学派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比较研究方法创新。概括而言，由于普适性的标准往往以单元论之下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唯一性为前提，因此加州学派重视或然性推论，对偶然事件及其影响加以考察。与此相关，通常的回溯性分析方法使人们局限于历史必然性的过程与结果，因而加州学派辅之以前瞻性分析的方法来观察历史演进的多样性。为了克服欧洲标准的先验性制约，加州学派采取欧洲与非欧洲经验互为主体的比较研究方法，以强化彼此验证之效。比较研究方法的诸多创新，虽然有人会说尚不完善，甚至难免稚嫩，抑或不无偏颇，但提供了新的研究工具与手段，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其贡献是引人注目的。

　　前瞻性分析与回溯性分析相结合。回溯性分析（retrospective analyses）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即从今天的情况折回头去看某件事的过去，从而证明实际经历就是该事件的必然前景。前瞻性分析(prospective analyses)则从历史上某一时点出发，探讨该现象可能的前景。回溯性分析，由于结果已经确知，常常可能陷入宿命论和目的论；前瞻性分析则在一组特定情况下，设计各种变化的可能性，观察各变量的作用与变化。查尔斯•蒂里（Charles Tilly）指出:“假如我们设想身处于1750年”，将完全无法预见到近代工业化，欧洲如此，江南更不待言。18世纪中叶之前中国与欧洲的经济发展道路相似，不仅动力相同，而且归宿也可能相同。这种前瞻性分析显示，亚当•斯密时代欧洲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演变为19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李伯重新著[31] 运用前瞻性分析方法，对江南早期工业化的可能前景，进行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探索。

　　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考察相结合。人类社会作为一种复杂的历史过程，各种偶发事件和意外事件，使得以后的活动格局会以新方式形成。已经发生的历史并不一定是实际上最可能发生的或应当发生的，甚至并非是必然的。必然性的意识，掩盖了在特定历史时刻存在的多种可能性。因此，比较研究在不同历史轨迹中发现相似的时段，在因果律预期的一致中发现不同的结局，比较史学给出更大范围的现象的积累，有助于使人们的认识更具普遍性的意义。王国斌的这种方法论思考，正是加州学派的创新。王氏、李伯重、彭氏的考察，从人类发展道路言之，英国模式并不具有必然性，工业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偶然的结果。既然如此，以英国模式来衡量江南或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道路，就会误入歧途。

　　互为主体的比较与检验。一方面用欧洲经验来评价中国历史，另一方面用中国经验来评价欧洲。通过互为主体的比较，得出新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这一比较研究方法，由王国斌加以总结提升，吴承明称之为双轨制的研究方法，并指出这种方法很朴实，但应用起来并不简单。李伯重、彭慕兰对江南模式与英国模式的比较研究，就是在互为主体的基础上，取得了具有创见的突破性成果。

　　以往史家，通常以欧洲经济发展道路为标准，来质疑中国何以未发生类似的现象。因而只注重差异，忽视二者基本的共同性。例如奇波拉（1976：276）指出，“工业革命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而不是纯粹的技术现象。这已经变得一目了然了。人们注意到，最先工业化的国家是那些与英国的文化和社会最相似的国家”（弗47），弗兰克提出东西方之间在社会和体制上的差异是一种神话，但没有具体论述，彭慕兰等的成果验证了其大胆假设，因此弗兰克对此书尤为欣赏，毫不掩饰其推崇之情，为之热烈欢呼。[32]

　　东西方差异并非不存在，但如果不能找出共同性，就无从确定哪些差异更值得注意。因此，加州学派在比较研究中注重寻找共同的基点。从经济史的角度看，英国工业革命完成以前，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没有巨大的差别，都是基于斯密动力的经济成长模式。王国斌曾谈到，回到16-18世纪，中国与欧洲的差别不是不存在但没有19世纪那么大。如果站在19世纪来看，那么又应该注意到，虽然此时两者有了明显的差别，但不能据此影响我们对早期的认识。16-18世纪的中国与欧洲，经济水平和结构很相似，但政治体制则有很大不同，王氏认为不宜将二者的不同说成是先进与落后的差别。他甚至认为，欧洲的政治、经济组织比较简单，容易发展起新型的关系。欧州和中国的道路都是由自己的历史发展而来的，或者说是利用历史赋予的可能性创造的。[33]

　　正是在这种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之上，中西经济发展道路的比较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4、方法论突破之二：史学科学化与现代技术手段

　　史学科学化，就经济史而言首先表现为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广泛使用。其次是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各种社会科学门类的理论与方法渗透入史学研究。再次，是自然科学方法的借鉴。李中清等开始了可贵的实践，他们通过跨国合作的学术调研，建立大规模的数据集成，引入电脑模拟等技术手段，开展富有成效的比较研究。

　　史学科学化，将使史学研究更为精细与缜密，新方法的引入将带来分析工具与研究路径的变革，一些具有共识性的成说将受到重新审视，一些过去无从考察的现象与领域将有望拓展，一些新的理论框架将得以建立。诚如李中清所言，他们所从事的大规模的人口数据集成与分析，将成为社会科学中的显微镜，改变以往的不少人们习以为常或熟视无睹的常规性看法，带来一些以往无从观察的新认识。[34] 如数学模型作为分析工具，虽然不应直接套用于历史或现实加以分析，但因其逻辑严密精确，可以减少其他分析方法的漏洞和谬误，同时已有的数学模型可以用来推导新的结果，发现其他方法不易发现的问题，寻求似乎不相关的现象与结构之间的关联，推导出新的结果，以供历史学实证检验。

　　
　　加州学派提出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与长期以来的主流看法大异其趣，促使我们对一些旧有的定论或熟视无睹的成见进行反思与进一步的考察。然而仍有一些问题值得商榷，一些新的研究视角尚待开拓，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还需完善和改进。因为中西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比较，实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重大课题，有待更深入的探讨。

　　东西社会的差别与近代分异，这一重大课题引无数学者竞折腰，从马克斯•韦伯的宗教差异与资本主义精神论，到与之相对抗的杜维明等新儒家学派，从诺斯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的制度变迁论，到享廷顿的文化差异与冲突论，大师辈出，宏论迭起。从假设到分析，从推理到实证，从西方中心到东方视角，研究视野不断拓展，研究范式屡受挑战，加州学派使之进一步走向深入。他们从社会经济史结构与演进的比较之中，创造性地提出工业化与中西大分流不是固有的文化与制度差异的结果，而应当从生态制约与工业结构等角度去探寻，从而将该领域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凡此种种努力，可望导向新的研究范式的革命。

　　然而，对以往共识性的成说与理论方法的反思，只能建基于更为扎实更为艰辛的具体探索之上，纯粹意识形态的范式转换只会流于空泛。加州学派对传统范式的成功挑战，来自于他们在各自领域的辛勤耕耘与学术反思。在这方面，李中清在实证分析基础上建立理论模式，王国斌的比较研究理论思维，都予人启迪，使人振奋；同样，彭慕兰像是一位勤奋的建筑设计师，而弗兰克则如同其个性一样更似一位激情吹鼓手。同时，范式转换有如凤凰涅槃，是一个痛苦的历程。加州学派的新探索，实际上是他们对国际经济史坛包括他们自身的不断反思与辩证否定的结果。范式转换不仅是新世纪经济史研究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是我国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热烈探讨的重大课题。范式革命不是少数人的行为，需要学术群体的共同努力。

　　
注释

[1] 李中清 (James Lee)、王丰 (Wang Fong)著作中译本，陈卫、姚远等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王国斌 (R.Bin Wong)著作中译本，李伯重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著作中译本，刘北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University of Princeton Press 2000.下文引述上述著作观点，仅标明作者。
[2] 如，李中清著作2000年获得2000 Alan Sharlin Award for Best Book in Social Science History, the 2000 Otis Dudley Duncan Award for distinguished scholarship in social demography。彭氏新著Winner of the 2000 John K. Fairbank Prize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Co-winner of the 2001 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 Book Prize。 One of Choice''s Outstanding Academic Books of 2000。
[3] 除了上述学者之外，加州学派学者还包括：Von Glahn（万志英）, Dennis Flynn，Arturo Giraldez, Robert Marks，Compell(康文林)、Goldstone等，多在相关领域各领风骚。
[4] 迈阿密大学的弗兰克也被“纳入”该派，他本人亦深以为幸，中国学者李伯重因为在加州访学和讲学时间较长，学术理念不谋而合，也成为加州学派的中坚人物。黄宗智等虽然在许多具体观点上与上述学者不同，但基本理念实际上是一致的，因此也有人视为加州学派。
[5]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的农民家庭与乡村发展：1368～1988》，中华书局1992年。
[6] Li Bozhong（李伯重），The Formation of China’s National Market，1500-1850. Akeynote address in the Eighth Annual 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Congress. Canada, June 27, 1999
[7] Mark Elvin(伊懋可)认为明清农村可能过度商业化（“The Pattern of Chinese Pas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27）。E.Rawski（罗友枝）认为19后期中国糖茶出口的衰落，在于本国市场的过度竞争。（Competive Markets as an Obstacle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s Market in Transition. Academic Sinica 1990）
[8] 彭氏此论萌生已久，见Kenneth Pomeranz, 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 State, Society, 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9] 有关评论除下文所引外，还有如：Goody, Jack，Falling fortunes of the lands of the rising sun.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11/03/2000 Issue 1460。Vries, P. H. H，Are Coal and Colonies Really Crucial? Kenneth Pomeranz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Fall2001, Vol. 12 Issue 2。Lang, Graeme，Geography as Destiny? Science, 05/12/2000, Vol. 288 Issue 5468。有关书评还有很多，由此亦可窥西方学界争鸣之盛。
[10] “The Great Divergence?: The Roo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nder Development in China Europe”研讨会论文，部分在Journal of Asian Studies(No 2, May 2002)先行发表。
[11] Phil Huang. Development or Involution in Eighteenth Century Britain and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No 2, May 2002。中译文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Involution，黄宗智译为“内卷化”，一段时期内他还使用“过密化”。我译为“内涵化”，内涵与外延相对应，既符合汉语习惯，也符合黄氏所论要旨。方行（2001）论明清土地市场，就使用内涵式发展的说法。
[12] Robert Brenner and Chris Isett. England’s Divergence from China’s Yangzi Delta: Property Relations, Microeconomics and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No 2, May 2002.略有修改和增补。
[13] Ken Pomeranz. Beyond the East-West Binary: Resituating Development Path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orl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 No 2, May 2002.
Ken Pomeranz. Response to Robert Brenner and Chris Isett,2002未刊稿。
[14] Jack Goldstone. Missing the Forest for the Trees: A Comment on the Huang-Pomeranz-Brenner & Isett Echange. 2002未刊稿。
[15] Alan Macfarlane，1.Reflections on “the Great Divergence”: Reliable Knowledge of the world., 2.Reflections on “the Great Divergence”: Demographic and Social Structures.麦克法兰的这两篇评论分别应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之邀在北京和天津作了演讲，2000年8月。关于各国家庭的一些印象性差异，在“中国家庭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受到质疑。
[16] James Lee et al. Positive Checks or Chinese Check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No 2, May 2002 .
[17] 李伯重《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长及其原因》（《清史研究》1996年第1期）、《控制增长，以保富裕：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行为》（《新史学》第5卷第3期，台北）
[18] Arth wolf. Is There Evidence of Birth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27.1 (March 2001)
[19] Cameron Campbell et al. Pre-Transition Fertility in China:Old Wine in New Bottles. 2002未刊稿。
[20] James Lee. Fertility Control in the Past: a Reply to Arthur Wolf. 2002未刊稿。
[21] 方行《清代长江三角洲农民的消费》，《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
[22] 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3rd ed.
What Are Scientific Revolutions? The road since structure : philosophical essays, 1970-1993, with an autobiographical interview / Thomas S. Kuhn ; edited by James Conant and John Haugelan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23] Core—Periphery通常译为“核心—边缘”模式。世界政治学领域有此模式，经济地理学领域也有同名模式，译名相同。我译“核心—外围”模式，以免误解“边缘”与“核心”之间的广大空间被排除在模式之外，其实不存在另外的中间地带，同属“Periphery”范畴。
[24] 浜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中译本；浜下武志《中国の银吸收力と朝贡贸易关系》，浜下等主编《アジア交易圈と日本工业化》，藤原书店2001年。全汉升 “美洲白银与海外贸易”系列论文，《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丛》，（台北）稻香出版社1996年。
[25] 包乐史（L.Blusse），庄国土等译，《巴达维亚华人与中荷贸易》，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Mckeown, Adam. From Opium Farmer to Astronaut: A Global History of Diasporic Chinese Business. Diaspora,2002.
[26] 李伯重《江南模式与英国资本主义》，《历史研究》；《走出汉学界》，《视界》第5辑，2002年2月。
[27] 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新华出版社1999年。
[28] 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提出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恰相吻合而彼此促进，其他宗教与文化则不尽然，他后来的著作也谈到儒家思想与资本主义的冲突。新儒家学派与之针锋相对，如：余英时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7年），杜维明的《新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三联书店1989年），黄绍伦《中国宗教伦理与现代化》（香港商务印书馆1991）等，此后“儒家资本主义”喧嚣一时。
[29] Adrian C.Hayes，Was Malthus Right about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Issue 47, January 2002
[30] 吴承明《中西历史比较研究的新思维》，《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2001年。
[31] 李伯重《江南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32] Andre Gunder Frank ，Review of The Great Divergence，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Feb2001, Vol. 60 Issue 1。
[33] 王国斌在清华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的交流与演讲。
[34] 李中清作为清华大学特聘教授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研究生课程的系列讲座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