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村社会学发展概况
自我国社会学诞生以来，农村社会学一直是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一方面，我国长期以来处于农业和农村社会，直到现在还没有完成社会转型，农村人口仍然占据绝对多数地位；另一方面，我国社会学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就是在农村社会学研究领域中取得的成果（李景汉、陶孟和、晏阳初、费孝通等社会学家在解放前大多研究的是中国农村问题），这是一笔重要的社会学遗产。当然，两者是相辅相成的。1979年以后，我国社会学同样是在农村社会学研究上率先起步，取得了骄人的成果，赢得了社会的肯定，如费孝通教授领衔的小城镇和乡镇企业发展研究。随后开展的城市化研究、农村社会阶层研究、农村组织研究、农村流动人口研究、“三农”问题研究、农村社区研究、农村文化研究、城乡关系研究等，也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相比过去20多年，近两年来，农村社会学研究迎来了新的转折性机遇和挑战，也有新的进展。进入21世纪以来，最具转折性的变化是国家的农村发展指导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带来了有关农村政策和制度的一系列调整和创新，从而引发农村新一轮的社会经济变迁，成了农村社会学的研究焦点。从农村税费改革到税费取消，从科学发展观中的城乡统筹发展思想到“以工补农、以城市支持农村”的阶段论，今年国家提出新农村建设等。指导思想和政策的变化和调整，引发农村社会各种关系的变化，从而为我国农村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拓展新的研究领域。与过去相比，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学不论在学科建设还是在研究深度、研究方法上都有显著的进步。
农村社会学科建设已经进入正规化轨道。从课程设置、科研队伍建设到教材编写、学生培养等，全国重点大学的社会学系和社会学研究所都对农村社会学给予相当的重视。迄今为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专门设置了农村社会学研究室，培养了不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等都把农村社会学列为主要课程。全国农业院校对农村社会学尤为重视。比如，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把农村社会学作为其四个研究和发展方向之一。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南京农业大学社会学系都把农村社会学作为重点发展学科进行建设。最近几年,《农村社会学》教材编写工作也取得了不少成绩.这些教材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与现实联系密切，重视我国农村社会学研究的遗产。迄今为止，我国已经编写出了几十本农村社会学教材，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国农村社会学的教学要求。但是，农村社会学学科建设还跟不上现实要求，滞后于农村社会学研究进程。虽然绝大部分社会学系都设置了农村社会学课程，也有了一些硕士和博士点，但是教师队伍的实力还有待增强；农村社会学教材缺乏理论的系统性和深度，与现实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特别没有较好地吸纳已经取得的相应研究成果。
与学科建设相比，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学研究的进展则更为明显。2006年7月，在山西省召开的中国社会学年会上，在总共提交的315篇论文中，直接研究农村的论文多达111篇，占35%，内容涉及广泛，如农村土地制度、城乡关系、金融信贷、社会保障、社会资本、文化传统、农民工、社区、权力、组织、乡村民主、干群关系、妇女、新农村建设、农村工业化等。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社会结构和秩序方面的研究，如城
乡关系、组织、阶层和群体关系、社区、家族等；二是农村发展研究，如新农村建设、农村培训、社区能力建设、金融发展等；三是政策和制度研究，主要对国家和各级政府在农村实施的政策和相关体制进行研究；四是问题研究，比如失地农民问题、农民工维权问题、“三农”问题等。根据对正式发表的文章和专著进行分析，农村社会学研究基本上也集中在这些方面。最近几年我国农村社会学在城乡关系、国家与农村关系、农村组织与社区、以及农村产权关系等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最为明显，也最有价值。
二、 城乡关系既是全局性的问题，也是学界长期关注的问题
城乡关系的调整和变化，涉及到社会方方面面，比如城市化、阶层、区域格局、流动人口、劳动力市场和就业、土地关系、公共服务等。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差别较大、独特又不合理的城乡关系，已经影响到我国现代化进程。我国社会学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以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为首的社会学者积极开展城乡关系研究。费孝通关于“小城镇、大问题”的提出使社会学的价值在短时间内为社会所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城乡关系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
第一，农村流动人口和城市化研究是城乡关系研究中最热门的课题，不论在成果数量还是研究深度上，都比较显著。农村流动人口的研究已经从过去专注于人口数量、规模、流向、流动方式和社会影响的研究转向现在的农村流动人口的基本权益、市民化与城市化、农民工的阶层地位的探讨，并与城乡统筹、新农村建设等结合起来进行讨论。城市化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的大、中、小城市“谁为主”的争论进入了现在的区域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城乡统筹研究。
第二，“城中村”、失地农民以及城乡社会保障问题研究成为城乡关系研究中另一个热点。“城中村”是由行政主导的城市扩展与市场化、独特的农村产权制度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充分体现了我国现代化带来的社会转型的独特轨迹。失地农民成了最近几年颇为社会关注的社会问题，有关调查研究从他们的行动能力、权益以及社会保障进行探讨，更具政策性意义。
第三，将农村发展放在城乡关系的框架中进行研究，是农村社会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取向。其预设前提是，城乡关系与农村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对城乡关系进行实质性调整，则农村发展，特别是新农村建设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农村的问题必须要从农村之外寻找对策。只有借助于城市和工业对农村的支持，才能走出“城乡分割、一国两策”的困境。与此同时，在原有的“三农”问题之外，有人提出了新“三农”问题，即“农民工问题、失地农民问题和城中村问题”。新“三农”问题反映的就是不合理的城乡关系。不彻底改变现有的城乡关系，新农村建设将会事半功倍、收效甚微。
第四，在城乡关系上，国家、政府、政策和制度在其中具有举重轻重的作用。最近几年，国家取消了农村税费，实现农业直补政策，并推进乡镇综合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城乡关系。但是，有研究发现，基层政权与农民的关系从过去的“汲取型政权”转变为“‘悬浮型’政权”，忙于“跑钱”和“借钱”，与此同时，乡镇权力“上收”，公共服务功能“弱化”和“虚化”。还有一些基层政府出现“公司化的运行逻辑、运动化的运行机制、碎片化的权威结构”等制度化不足的问题。在贯彻中央有关农民工政策的过程中，由于地方和部门利益的影响和折衷，这些政策得不到有效的执行；同样，中央扶持农村的倾斜和优惠政策，经过现行管理体制的层层截留，使农民受惠有限。税费取消后相应的乡镇综合改革尚未真正破题。
当然，由于我国地区差别很大，因此我国城乡关系呈现出一定的多样性，有人将其概括为三类：城乡二元结构、融合型城乡关系和逆城乡二元结构关系。真正达到融合型城乡关系的地方很少，至于逆城乡二元结构的地方则更少。
三、 需高度重视农村内部的社会关系变化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农村生产组织和生产关系发生变化，农村管理体制出现变革；大量人口外出，不仅促使农村人口结构的改变，而且也引发了家庭结构、邻里关系的变迁；村民选举制度和自治机制的发展，改变了农民、集体、政府以及干群的关系；乡镇企业改制，使农村关系更加复杂化等。最近几年，有关乡村民主建设和治理、农村组织、干群关系、农民维权、农村社区建设、农村社会分化等方面的研究有了较多成果。有人研究发现，村民自治、村民选举，并没有真正解决好农村干群关系紧张、村庄治理问题，需要引进协商民主机制，才能真正做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使民主“生活化和习惯化”。农村流动人口外出，导致中西部一些村庄的治理“空壳化”，缺少资金和管理人才等。与此同时，在不少农村地区，传统的民间组织在复兴，与市场相关的农业专业组织得到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农村社会的自我发展能力。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农村从过去的乡土社会逐渐演变为乡民社会，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再被土地所束缚，而有了更多的活动空间和创业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农村社区得到了重新组合和建构。从过去的自然村，经人民公社运动而演变为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改革后再演变为行政村，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不少行政村变成了社会和经济实体。上世纪90年代后期各地兴起的并村运动，特别是进入新农村建设以来，并村运动进入高潮，由此对农村内部关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行政村有了自身的利益。在许多情况下，行政村的利益成了农村社会分化、不同群体冲突的一个重要源泉。集体经济发达的村庄内部也出现内部分化，其中权力既是分化的主要操纵因素，又是被分化的对象；集体土地被征用而导致的矛盾也在增加；在贫困村庄，村干部由于在落实政府转移支付其他专项资金上与村民也存在一定的紧张。干群矛盾和紧张关系成为当前农村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已经损害到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和新农村建设。
在以上的研究过程中，各种理论观点和视角得到应用和发展。我国农村社会正在经历着巨大的社会转型，为农村社会学研究和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而农村社会学研究也为我国农村社会的转型提供越来越多的理论支持和政策性建议，两者在相互作用中获得共同支持和发展。
当然，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学研究也存在不足，一方面，没有出现明显的理论创新；另一方面，对现实的解释和影响也比较有限，远不能满足现实对该学科提出的要求和期望。与此同时，农村社会学界内部的研究力量和资源有待进一步整合，学术积累和人才队伍建设也需要加强。
】
相关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