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学者李银河

“从同性恋电影不让公演，感到一种特别的无奈，那就是弱小的个人与一台大机器之间的矛盾。你的道理它就是不听，你对此也毫无办法。”李银河如是说，尽管无奈，她很坚忍。
　　　　　　　　　　　　　　　　　
　　3月14日午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楼10层略显昏暗的走廊里，迎面走来两位个头差不多的女性，其中一位烫发，戴金边眼镜的，就是著名的性学者李银河。手里拖着一只拉杆箱跟在她旁边的，是她的助手郑宏霞。

　　每个星期二，是李银河固定到单位的日子，她是社科院社会学所家庭与性别研究室主任。每次，郑宏霞都会带上那只箱子，很多来自全国的信件和资料要带回去。

　　今年“两会”期间，李银河委托朋友向全国政协会议转交了一份有关同性婚姻的提案。虽然这份提案并未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同，但伴随李银河通过博客即时披露相关信息，以及网络上天涯社区的专项民意调查，使得这份特殊的提案以及李银河备受关注。

　　此前，李银河撰写了大量有关同性恋的文章，并专门进行个案访谈，著书立说。这次则是站出来，“真正为这个群体做一回具体的事”。

　　“前所未有的压力”

　　绿色毛衣，淡淡的提花散落双肩，休闲牛仔裤。眼前的李银河，让人一下子很难把她与诸多“大胆、直白”的文字与言论联系在一起。她的眼睛略微呈褐色，眼光很柔和，一如她的语气。

　　“唉，你能不能提一下，好多人都以为我是政协委员。”李银河一见到记者就谈起外界因为她的同性恋提案对她身份的误解。“我就是普通学者，要不然怎么会觉得连找一个帮助递交提案的人都挺困难。”

　　这个被政协发言人认为是“超前”的提案，单单是能把它提出来，李银河也已费了不少周折。

　　同性婚姻提案最早成型于3年前。当时，李银河曾把这个提案交给一位人大代表，但由于找不到30人附议，最终未能正式立案。去年，李银河设法把经过修改的提案转交给政协，提案名称改为合约婚姻。

　　合约婚姻是介于正式婚姻和同居之间的民事关系。去年年底，李银河去南方做反对同性恋歧视的调查，征求当地义工意见，想知道究竟应该提合约婚姻，还是同性婚姻？得到的回答是：“他们(指同性恋者)倾向后者，更响亮，更明白。”

　　2005年12月4日，她在博客中写道：“昨天，南非又批准了同性婚姻，此前欧美各国已经纷纷批准同性婚姻法案或家庭伴侣关系法案。现在，我们不仅落后于欧美，而且落后于非洲国家。”

　　李银河这次向政协提交提案，同样花了不少气力。有的政协委员以不了解该领域为由拒绝。后来还是她的好友帮忙提交了提案，但朋友也嘱咐李银河不要公开其姓名。“全国做性相关研究的学者，总共就这么两三个人。只要我们几个中没有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那么政协和人大里就没有人是这个领域的。这不是两难嘛，不是这个领域的，不提这个议案；是这个领域的，不是委员，等于没有渠道提出来。这是属于我的学术领域，我不提就更没有人来提。”李银河对别人的拒绝表示理解，而又感到无奈。

　　政协发言人吴建民已公开表示：同性婚姻在目前的中国有点超前。李银河对此并不意外。递交提案的当天，她和助手小郑以及一位同性恋朋友去吃韩国烧烤。“能通过吗？”朋友小心翼翼地询问。“肯定通不过，但也得提。”李回答。

　　李银河深知一种观念转变并非朝夕，重要还在于发出声音。但是站在少数群体一方，代言申利，让她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助手小郑认识她有七八年，声称还从来没有见过李老师在工作上承受那么大的压力。

　　3月13日，李银河做客新浪网时，同性恋者程青松代表全国的同性恋者给李银河献上一大束康乃馨，上面写着：祝李老师身体健康，生活快乐。那一刻，李银河的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挺感动吧，觉得呼吁还是值得。要不然，简直就是……我过自己的日子好不好，挺委屈的。”

　　以前埋头做研究的李银河，更多地是面对调查对象，然后出书做研究。但现在，李银河不得不直面来自网络的苛评，尤其不少意见还相当激烈。采访过程中，许多涉及社会反应的话题，李银河都是让小郑来代替回答。小郑讲话时，她歪着头，专注地听。时而又若有所思，用手指轻轻敲打鼻梁，或者两个食指不停轻轻来回地摩挲着。说起网友的指责，她甚至一度双眼湿润。

　　有位中年妇女专门打来电话：“这个提案要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同意后才能提。还让李老师全家上下都试一遍(同性恋)，再提。”

　　小郑抱怨说：“网络反应良莠不齐。持反对意见的，通常没什么道理可讲，都是破口大骂。”“那个比喻狗的，没说对，你给她再讲讲。”李银河插话，小郑继续：“有个网名是小燕子的网友说：‘我想和狗结婚，能否帮我提交一份提案。’别人跟帖：‘直接把狗抱上床！李老师呼吁人权，不是狗权，找狗国去！’”

　　“我都不知该怎么看这些。我这个人比较敏感……”李银河接过话头，“以前做调查，接触的都是同性恋群体，大家都战战兢兢的。我只是在了解他们的痛苦，没有什么压力。”“现在不是了，好像泼妇骂街一样。我这辈子哪见过这样的人啊！我从小比较看重别人的评价，听不得责难，从小……连架都不会吵，这不是我的性格。听到有人这样说话，很受刺激。”

　　说到这个话题，李银河和小郑自顾自地聊起来。“哎，今天有人还跟我建议，干吗不把他们(指李银河博客上的攻击性言论)删除呀？”李银河说，小郑高声回应：“为什么要删？你就让它在那儿，别人也有个比较，看看反对的声音是什么。不是说没有人歧视同性恋吗，看看，没必要删。”小郑很坚持。李银河即刻点点头：“对，对，博客上我们从来没删除过东西。”

　　“在黑色房间里打开小天窗”

　　全国致力于同性恋、性学研究的学者，屈指可数，每个人针对也有所不同。20世纪30年代，对国学颇有造诣的潘光旦就在中国古籍中查找了关于同性恋的记载，并作为附录附在所翻译的《性心理学》后面。这是中国近代对于同性恋的最早研究成果。

　　李银河步潘先生后尘，从事同性恋研究，一做就是近20年。

　　1988年，拿到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后，李银河回国进入北京大学做博士后，师从费孝通。她是新中国的第一个文科博士后。当时，涉及婚姻家庭领域的很多社会问题研究都是一片尚待开发的处女地。李银河博士后的研究题目是：对离婚的、单身的、自愿不生育这三种人群，做调查分析。调查中，她偶然遇到一位30岁左右的单身男子。他坦白自己单身的真正理由在于自己是同性恋。

　　接着，这位男子陆续给李银河介绍了很多同性恋者。另外李银河一位朋友做心理咨询老师，也给她提供一些线索。就这样，李银河的研究慢慢滑上同性恋的轨道。

　　当时就有社会学同行提出质疑：选择同性恋这么小范围，也不重要的群体进行研究，有些浪费。但是，她坚持这样的选择。丈夫王小波跟她一起调查。

　　李银河的语气总是不温不火，而且爱笑。即便是谈到个人艰辛与不被人理解时，也能笑出声来。

　　她回忆，“一次，一位同性恋者来家聊得晚，只好让王小波和他住，我到外面借宿。但王小波那夜都不敢睡觉，翻来覆去。好像有点特别受打扰那劲儿的。”说着，她咯咯笑起来。

　　事隔多年，回顾过去的压力和困难，李银河轻描淡写：“其实也没什么，主要还是线索难求。”

　　到1998年，李银河出版了《同性恋亚文化》一书。这时，她已经和很多同性恋者成为朋友，她也不断接到同性恋者的信件和电话，甚至求助。一名武汉的同性恋者，因为和朋友分手，情绪激动，想报复社会，他想到惟一可以信赖的人就是李银河，于是辗转找来。当时，王小波刚去世，李银河还是和他聊了3个多小时。

　　“她是那种在黑色房间里打开一扇扇小天窗的人。”同性恋者如是说。

　　今年初，李银河应邀去上海参加研讨会，遇到一位澳大利亚的知名大法官，他勇敢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倾向。他见到李银河，一口一个“myhero”(意为我的英雄)，回想起这一幕，李银河又笑了，声音很清脆。“特可爱。他把我比金西。因为他从小在黑暗中摸索，是金西报告给了他光明。”

　　金西对李银河而言，同样是一位重要人物，支撑她在性学研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金西很有勇气。我和他做的事情差不多，开启社会风气，让大家正视性问题、同性恋问题，具有正确看法和态度。”

　　中国到底有多少同性恋者？李银河根据抽样调查和国际经验理论推断同性恋占总人口的3％－4％，意味着约3000万人群。“而且他们分布在社会各个阶层。”

　　李银河说，她不仅要走进“他们的世界”，还要带领他们争取合法的幸福。

　　为何要为接受采访收费

　　除了同性恋问题，李银河还有其他研究领域：西方女性主义研究、中国家庭贫富分化研究、生育与村落文化，以及中国社会家庭关系的变迁等。

　　“我所在的单位是社科院家庭与性别研究室，这才是我的主业。”她给自己学术定位是：“婚姻家庭，性别与性。”

　　李银河说：“我现在到了学术上游刃有余的阶段，用不着做需要交差的事情。最近几年感觉，一直都没有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按道理，这么多年自己一直在做的就是最喜欢的事情，但有时还有压力，考核的压力，评职称的压力。职称评定后没有什么非做不可的事情。”

　　就在面对网络针锋相对的反对意见同时，李银河也受到关于采访收费的非议。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媒体采访李银河，15分钟内免费，1个小时则收取500元费用。“这是我想出的主意。”去年考取经纪人资格证的小郑马上说道，“我现在正式作为李老师的经纪人，她一切事情都由我来打理。很多年轻记者写一篇文章，某些观点不太清楚，打电话聊1个多小时，本来看资料就可以解决。这样的电话很多。设想怎样设立门槛，让学者既能发出声音，又不占用自己的时间。”

　　就在同性婚姻提案递交时，南方一家报社记者采访后披露此事。为此，有人抨击李，既然为少数群体发言，接受媒体采访干吗还收费，是不是缺钱花？

　　“这个问题让您觉得很不痛快？”记者询问。“对，对，让她来讲。”李银河指着临时去接电话的小郑，不再多说一句话。“文章刊登出来，弄得李老师心情非常坏，这也是她心情不好的原因之一。以讹传讹，这个所里面，采访收费不是李老师一个人。”助手小郑这么解释。

　　“我已经给那家报社写了一篇答辩，刊登出来。”李银河补充道。

　　“两极品性”

　　李银河长期以来关注**、婚姻家庭，生活中的她又是怎样呢？外界也有过有很多猜测。李银河跷起腿，一副不急于撇清，也不告诉你答案的神情。

　　助手郑宏霞算是最了解李银河工作、生活的人。“王小波去世后，她身边没什么人。”小郑开玩笑地说，“我们有个朋友也姓李，常说自己姓生活不能自理的‘理’，李老师就是这样的人。她主要生活在精神里，什么是美味，什么是充饥，没多大区别。经常是‘我的眼镜呢？钥匙呢？’(生活自理能力)一塌糊涂。”

　　面对面坐着，李银河说她喜欢禅，喜欢思考生命的意义，钟情好的音乐以及法国电影，但是面对自己的感情状态，她很谨慎，也是只言片语。

　　“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单身吗？”

　　“对啊。”李银河拉长了语调。“那么博客上提到儿子壮壮，怎么回事？”记者追问。“儿子壮壮怎么说呀？你说还说吗？”李银河转头问助手，小郑忙接上话茬，“这个，就别多说了。就是李老师抚养的孩子。”

　　平日里，李银河生活有规律，应酬不多。晚上，她通常会陪着壮壮玩，给他辅导功课。壮壮最喜欢李银河陪着看《猫和老鼠》，每到这个时候，李银河都会看得哈哈大笑。

　　一位朋友评价李银河既有通透智慧，特别冷静的一面；又有很纯真，真性情一面。“譬如她笑起来的样子。大家就应该有两极品性。”

　　“我先去化妆。”李银河先起身离去，当天下午，她还要赶到山西驻京办事处参加一个活动。助手小郑则继续谈着：“李老师做事最大特点就是使复杂问题简单化，思路很清晰。我遇到一件事情，觉得不高兴，她三两下就能化解。”

　　“时间实在来不及了。”李银河的声音打断了谈话。

　　转过头，她的唇上已涂了淡淡一层口红。
　　　　

　　李银河的只言片语
　　
　　1.同性恋不伤害他人，对社会的影响也不直接，就像酗酒或自由恋爱一样。它既不是犯罪和邪恶，也不是心理疾病，而是一种属于少数人所有的生活方式。

　　2.不可否认，我们的社会还是一个盛行异性恋霸权的社会，同性恋亚文化作为一种小众文化，还是受到主流文化的压制的。我只是说，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在对待同性恋这样的问题上，还是有着历史和文化的优势的。

　　3.目前，西方许多国家已陆续承认了同性婚姻或家庭伴侣关系……如果我国能够允许同性婚姻，将属于保护少数族群利益、反对歧视的立法，在人权方面使我国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某些西方国家，特别是天主教国家，在关于同性恋的立法上受到宗教方面的压力，要想通过保护此类少数族群利益的立法十分艰难；而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同性恋并不太歧视，这是我们在人权方面可以得分的一个有利背景，应当善加利用。

　　4.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对同性恋的看法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天真和幼稚。虽然中国没有同性恋恐惧症，但对同性恋普遍的无知却达到了令人沮丧的程度。

　　5.常有人问我：中国何时能够批准同性婚姻法案？这个时间表真是很难确定。自19世纪中国的大门向世界开放以来，有些方面进步快些，有些方面进步慢些———常常是经济方面进步快，观念方面进步慢。……观念上的进步应当不是太费劲，只要稍稍改变一下固有的想法，就很容易能够跟上世界潮流。比如，同性婚姻法案的通过在中国比起改变农民的贫困状态就应当容易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