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共赏的“乔老爷”

今年七十有八的乔羽住在北京城郊。春天到了，乔老爷坐在院中看青草泛绿，柳枝低垂，眼中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出另一幅画面来――也是初春的郊外，一个和他一样个子不高、胖乎乎笑眯眯的老头儿，拉着一个圆头大脑的幼童，被一处处新绿逗引着，走上前细看，却只发现冬日残留的枯黄。老头儿问：“我教你的哪句诗写的正是这个情景啊？”幼童脆生生地用同样的山东济宁地方口音回答：“草色遥看近却无”。

　　年龄渐长，怀旧成了惯性，越久远的事儿记得越清楚。这个春天乔老爷常常想念老爹。名副其实的老爹啊――64岁得了乔羽这个幼子。养家的担子已经卸下，交给了长大成人的儿子们，老头儿闲着也是闲着，就把一个个汉字写在卡片上让乔羽辨认，认完100张，就包成一包存放起来，不知不觉地就存放了30包卡片。几岁的孩子，已经可以读《百家姓》、《千家诗》和《四书》、《五经》，也可以给大字不识又极喜听书的母亲一遍遍地读《红楼梦》。白日里随父亲游山玩水，一处风景一句诗，想不起来就自己去创造；夜里睡在母亲身边，听她唱民歌，讲故事，然后在牛鬼蛇神的传奇中迷迷糊糊地入梦。

　　当年的那个小孩儿后来到解放区读了大学，后来又进了北京生活，名气大了，头发白了，谢了，但还是操着山东腔，甚至把他的地方特色搬到歌词里去：“你也说聊斋，我也说聊斋，喜怒哀乐一时都到那心头来。鬼也不是那鬼，怪也不是那怪，牛鬼蛇神倒比那正人君子更可爱……”

　　作曲家王立平给我讲过这首歌的创作过程。乔羽在电话里把写好的词儿念给他听，那股摇头晃脑的得意劲儿，那份神闲气定优哉游哉，旋律顺着乔老爷的口音自然而然就流出来了。山东人蒲松龄，山东人乔老爷，电视剧和歌儿合起来那叫一个熨帖。

　　一个七十多岁、声名赫赫的老人，敬重他很容易，喜欢他很难，在他面前正襟危坐听课很容易，真正声声句句入耳很难。而和乔老爷交往过的人，却很少有不喜欢他的。他有板有眼，慢条斯理地讲着他的家乡话，话里时时处处闪着那么一点机锋，你会时而微笑时而大笑着跟了他好远，全然忘记倾听一位长者谈话经常是件很辛苦的事。

　　来一段乔老爷的口述实录吧，讲的是他去年莫名其妙地住了医院的事儿：

　　“哎，人家医生说，你走路脚底下怎么有点不大稳当呢？我说我是不‘左’倾、不右倾，前倾。前倾也不行，做一个核磁共振吧。然后说我小脑梗阻，有一头栽在那儿死了的危险。我说我死不了，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一天到晚在外头玩儿。那也得住院。哈，我不住也不行。我就觉得滑稽，我昨天还在外头胡乱跑，怎么今天成了个危重病人呢？人家说，你就算不是一头就栽在那儿死了的话，最少最少也得弄个老年痴呆啊。最滑稽的是，人家很重视，六个顶尖的脑血管医生，一水儿都是老头儿，给我会诊了一次。那个会诊的房子坐着好几百人哪，都是来学习的。我一进去，呵，这么庄严的一个地方，其他五个人不吭气，就一个医生问我。第一个问题就把我给问住了，说一百减去三是多少啊？我就犹豫，这一百减三是个什么意思呢？我说，我只知道一百减三应该是九十七，除了九十七，我不知道这里头还有什么学问。哎，他说你还不算有多痴呆。紧接着问了我有一百多个问题，有一个问题是抗日战争是哪天结束的呀？我当然知道，我说哪一天哪一天。这个时候被他问得我已经有点兴趣来了，我说，医生，我问你一个问题可以吗？他说，可以。我问，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哪一天打起来的呀？他说，这我还真不知道。我说你看，那是你痴呆还是我痴呆啊。这个时候底下就有点活跃(yao)(乔老爷此时面部表情得意非常，小手手心朝上，做火苗跃跃沸腾状)。跟我进去的那个女医生小声说：‘你这个老头儿太有意思，太有意思。’就这么一直地问到底，最后还是判断我脑子有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没有被他们问住任何一个事儿啊。最后还是住院了。”

　　几年没见乔老爷了。印象里最深刻的镜头是一次做完访谈，我打车送乔老爷回城里的家。他下车了，我还得继续前行，道了“再见”，车走出一段路，回头看，他还站在那儿向我挥手。暮色很深了，我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却一下子觉得这个老人对我有很多父辈的怜惜、理解和关切。那几年我的日子是漂泊不定的，心情也时常黯淡萧索，而这个沉沉暮色中模糊不清的向我频频挥手的老人的剪影，总勾起我心底一份酸酸的温暖。

　　乔老爷喜欢去年新华出版社为他出的两本书《乔羽文集·文章卷》和《乔羽文集·诗词卷》。两本不足三百页的书，封面以浅浅的黄色作底，他自己书写的一段文章用了淡淡的棕色晕，将他那豁达疏阔的字迹衬出一股耐人寻味的古意，他遒劲的签名又浮雕一般突出来，让稍显朴素平板的封面一下子有了灵动感。翻开书来，没有一张照片，也没请哪个名人做吹鼓手。用他自己的话讲，是“没有车铃，没有灯的光屁股自行车”。不事奢华，毫不夸张，简单、干净、雅致、大气，乔老爷为人为文如此，自然触发设计者同样的灵感。

　　据说还要接着出戏剧卷和童话卷。世人皆知乔老爷是写歌词的，却不知他早年以写剧本起家，剧本《果园姐妹》还获过宋庆龄亲自颁发的儿童文学奖。上世纪60年代，他继续剧本的创作，《刘三姐》、《红孩子》、《杨开慧》都有相当不错的反响。如果不是忙于写歌词，说不准他会在别的领域有更大的成就呢。他坦言：“不见得”。虽然自知歌词领域不可能有惊天动地的大成绩，但老人问心无愧：“为那么几首歌我可是倾尽了我的全力，我的全部修养、全部生活都在那里头啦。”

　　似我辈读了几年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者，常犯着自命清高的毛病，虽自知常被学历史和哲学的小觑，面对写歌词的却还是有着居高临下之感――认为那不过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小玩意儿，如何值得这么呕心沥血的？

　　殊不知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原本是歌，屈原的楚辞也是歌，苏东坡“大江东去，浪淘尽”和柳三变“杨柳岸，晓风残月”都是供关西大汉铜琶铁板或者十七八女孩执红牙拍来唱的歌。谁敢说关汉卿、王实甫不是大文学家，可他们写的首先是曲词。到近现代，歌曲热潮中的词作者是田汉、光未然、塞克、戴望舒、徐志摩这样一些文坛上流光溢彩的人物。歌曲和文学一直都是姊妹花并蒂开放，相映生辉的。只是在当代，诗歌闹起了离婚，诗是诗，歌是歌，诗人发出些普通百姓听不懂的呓语，任什么样的作曲家都不能把它和旋律拉扯在一起。歌呢？不少歌词粘着个好曲子还能听，没曲子，不过是顺口溜而已。拯救之途在哪里？仔细读读乔老爷轻声慢语的文章也许不无裨益。

　　在为《任彦芳歌诗剧集》所写的序言中，乔老爷指出歌剧《白毛女》之所以具有开创性和经典性是因为它体现了两个千古不变的原则：“首先它表现了一个与整个民族命运攸关的重大主题，其次，这部歌剧采用了当时人民群众最喜见乐闻的艺术形式，真正做到了耳目一新，雅俗共赏。”

　　我们不妨套用这两点来分析一下乔老爷的歌词创作。

　　乔老爷是一员福将，这不仅因为他非常幸运地遇到了像刘炽、谷建芬、王立平这样一些优秀的作曲家，更因为在他开始创作歌词的时候，赶上的是一个蓬勃奋发的时代。这就是俄苏歌曲那时在中国大地热潮翻滚的原因，那些狂喜、豪迈、激情万丈的歌与我们的情绪是一拍即合的。同时，我们那年轻的肌体和心灵也跃跃欲试急不可待地要唱出自己的歌。

　　乔老爷当时风华正茂，又在解放区明朗的天空下读完了大学，民族的理想就是他个人的理想，民族的欢喜自豪荡漾在他心间，“天下是我们打下来的呀”，于是他写出了“姑娘好像花儿一样，小伙儿心胸多宽广。为了开辟新天地，唤醒了沉睡的高山，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我的祖国》)写出了“人有那志气永不老，你看那白发的婆婆，挺起了腰杆也像十七八。”(《人说山西好风光》)写出了“太阳跳出了东海，大地一片光彩。河流停止了咆哮，山岳敞开了胸怀。”(《祖国颂》)不是满怀信心意欲改天换地的时代是出不来这样的歌的。就是那首我们童年少年时候都喜爱的歌《让我们荡起双桨》也同样衍生于这份全民的自信和喜悦。因为由孩子们来表达，这份欢喜就更为纯真更为欢畅：“做完了一天的功课，我们来尽情欢乐。我问你亲爱的伙伴，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多么清爽健康，自由自在，只有那个坚信“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的时代，那个新生的、纯洁清新的灵魂才迸发得出这样的歌。乔老爷的歌词是把当时憋在人们心底的东西掏出来了，不火才怪！

　　新中国另一次民族情感的迸发是在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那是十年冰封之后重又春意盎然、信心倍增的时代。乔老爷写下了自此每年春节联欢晚会的压轴歌曲《难忘今宵》：“神州万里同怀抱，共祝愿，祖国好；明年春来再相邀，青山在，人未老。”写这首歌他只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心中萌发的东西在笔下自然呼之即出。《祖国晨曲》表达的也是春天再来的欢乐：“昨天令人自豪，今日催人奋起，一代新人走来，开辟新天新地。”还有那首《牡丹之歌》：“有人说你娇媚，娇媚的生命哪有这样丰满？有人说你富贵，哪知道你曾历尽贫寒？”也是那种饱经沧桑，苦尽甘来之后繁花盛开的情感流露。

　　1977年之后乔老爷担任的是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的职位。中国歌剧舞剧的不景气有目共睹，问题的关键在哪里？乔老爷说：“歌剧艺术的发展必须找到自己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有它的乐此不疲的广大观众，有它的乐此不疲的广大从业人员，彼此吸引，彼此督励，彼此启发，从而蔚为壮观。”文学艺术的创作也是一样，什么样的土壤就结什么果开什么花，在我们这个一味以追逐信息为是，“知道阶层”而非“知识阶层”大行其道的时代，出不了贝多芬雨果歌德是很自然的。我甚至常想，如果乔老爷的歌词创作是在今天开始，恐怕他写不出“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写不出“杏花村里看杏花，儿女正当好年华。男儿吃得千般苦，女儿能绣万种花”这么干净、淳朴、热情的歌。如今满世界都是转瞬即逝的爱情：“天亮了，我还是不是你的女人？”数着钞票的自得：“这一年总的说来高兴的事儿挺多。”滥得一塌糊涂的家长里短：“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时代精神是什么？民族灵魂又在哪里？坦白讲我时常迷惑，好在我的老朋友乔羽处变不惊，“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依然自在地做他的晚开花陈年酒，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山水间散发他独有的芳香醇美。时代造人，时代弄人，乔老爷在中华民族最豪迈的时代度过了自己的创作鼎盛期，努力被时代创造而不是捉弄，乔老爷有幸！

　　说到底时代只是外因，内在条件不迎合也是万万不行的。乔老爷歌词的内在特点我觉得就像他的为人一样，概括起来简简单单的四个字：“雅俗共赏”。他自己一直特别强调这一点，比如在为《绿色摇滚》一书作的序言中就说：“一切艺术特别是歌词艺术，以雅俗共赏为好，以孤芳自赏为患。”在为《2001中国年度最佳歌词》所写序言中又说：“歌词是听觉艺术，这就要求它必须寓深刻于浅显，寓隐约于明朗，寓曲折于直白，寓文于野，寓雅于俗。”

　　歌词是小玩意儿，但可以做成大文学。我们不能小看歌曲的力量，它经常比历史书更准确无误地记录着一个民族生活心灵的变化，反映着一个民族最深刻最本质的东西。果戈理就说过：“要了解一个民族，就要去听他的民歌”。而一首歌能否深入人心传唱久远，歌词的作用恐怕是绝对性的。我们怎样把话说到老百姓心坎里去？那就必须明白晓畅，深入浅出。

　　来看看乔老爷所受的教育。启蒙时期是老父亲手把手带着吟诵的四书五经诗云子曰，玩玩笑笑中就修得一身扎实的中国文化功底。大字不识的母亲对民间传说烂熟于心，就在她娓娓道来的一个个民间故事里，乔老爷便得了中国民间气质品格的真髓。读书时乔老爷为自己选择的是当时济宁惟一的一所教会学校――中西中学，学英文读旧约新约。虽说英文如今只够在国外给老伴买衣服讲价时用，对上帝的爱也没培养起来，但作为别一种文化风情他总还是带着一颗童心饶有兴趣地涉猎了，而且漫长的一生从未停止过对西方经典著作的阅读。后来又到了解放区，读晋冀鲁豫边区北方大学(人民大学的前身)中文系，受很正规的大学教育，学的是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20世纪50年代在河北农村体验生活，跟着婆婆妈妈们走亲串户，一串就是十来年。种种截然不同形色各异的见识源源不断地输入他的大脑袋中，没有在里面打起来闹得他发疯，而是和睦共处，齐心协力打造出了一个乔羽特有的歌词世界。这个世界大到山川大河，小到野花风筝小动物，无所不包。小聪明大智慧兼容并蓄，写黄果树大瀑布，写的是“人从高处跌落，往往气短神伤；水从高处跌落，偏偏神采飞扬。”写《算盘歌》，写的是“三下五去二，二一添作五，天有几多风云？人有几多祸福？君知否――这世界缺不了加减乘除。”是大白话大实话也是大道理，他展现的世界永远超越他所描写的具体事物，没有宽广深邃的胸襟和远见卓识恐难做到。乔老爷自己说：“我在歌词上写成这样也对得起上帝呢。”

　　那么多写乔老爷的文章里，苏叔阳先生的见解我以为最为精当。他说：“他们(李准,乔羽)的知识结构，可说是民间奠基又遍读古书搭起了架子，复又以古今中外各种杂书填充门墙，于是乎巍巍然结实的屋架子竖起来了。――何况，他们博闻强记，又都有来自民间的禀赋：中国农民深沉的幽默感和狡黠的智慧。”我觉得正是这种幽默感和智慧帮助乔老爷吸收了他所接触的一切庞杂，他以一种近乎超然的态度观察领略进入他视野的东西，可以为他所用，但不允许它们乱了自己的心性。

　　中国有一个由写歌词的人组成的组织，叫“音乐文学学会”，乔老爷是主席。这个学会目前面临着两个最大的问题，一是进行歌词的理论化建设，一是文化素养的提高。这些年来，音乐文学学会的会员们出了一本又一本的歌词集，搞了一次次的歌词创作研讨会，乔老爷也就跟着一次次发言，一篇篇写序言。作为目前歌词领域成就最高的一位长者，乔老爷言语中的苦心孤诣，不知可否被从业者们心领神会：

　　“我们的作者在理论、哲学、美术、文学上素养都比较低，知识面窄，让他写出一个作品，供社会各种人看而且都认为它好是不可能的。”

　　“有人往往把眼高手低当作贬义词，我觉得必须眼高。眼都不高手怎么高得了？”

　　“我们文艺界的一大弱点是哲学修养太差。最基本的概念，生产力、生产关系都弄不清，你观察生活怎么能深刻、准确？这是文化修养的一个重要部分。有些同志在写歌词时从来没有想到跟美术、小说、建筑有何关系，这方面没有知识，就不可能产生兴趣，不可能被我们民族已经有的这种高度文化所吸引，不可能接受它的影响壮大自己。”

　　一辈子笔墨生涯，晚年才出了两本朴素古雅的书。书的扉页上乔老爷抄录了自己的几句歌词做自序：“沧海桑田，白云苍狗，历史是一个古怪的老头。他要留下的谁也无法赶走，他要送走的谁也无法挽留。”

　　我是从我的父辈那里学会《我的祖国》和《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我又将把它们教给我的小孩。歌的命运就是人的命运，歌留存下来，人也跟着获得长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