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中的吴敬琏与国策中的吴市场

吴敬琏在上世纪以“吴市场”著称，然而吴敬琏本人对“吴市场”究竟做了怎样的评价，“吴市场”曾受到什么样的波折，家庭熏陶对吴敬琏的学术品格有什么样的影响……当代中国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我和爸爸吴敬琏》，对“吴市场”背后的一系列问题做了解答——

　　对于广大读者来说，吴敬琏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关于他的书，以前也出过不少，但多是侧重他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的。十年前，有出版社想出一本《吴敬琏传》，当时准备让我写，按吴敬琏的意思，内容想主要侧重他的经济理论，以及他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思考，但我对枯燥的经济实在不感兴趣，后来我就没有写，而是请吴敬琏的助手柳红来写了。所以，我写《我和爸爸吴敬琏》不是如何侧重他的思想，着笔的重点在他的个人成长史，而不在他的经济学理论。写他的经济学理论，我不够资格、缺乏兴趣，也没必要，因为爸爸自己的文字才是这方面最好的论述。目前很多媒体报道这本书时，用了“名门家族”或“名人爸爸”的词语，对此，我建议最好避开这些词语，因为我只是想介绍一个别人不知道的平凡的吴敬琏。我的笔触，或许为读者了解吴敬琏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反右”运动中的吴敬琏

　　吴敬琏在上世纪以“吴市场”而著称，思想解放是其代名词。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年轻时的思想其实很“左”。吴敬琏自己都承认这一点。我在书中披露，在1957年的“反右倾”运动中，吴敬琏讲话比较小心，因为他在“向科学进军”中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党支部曾发生过一次冲突，他知道有人正虎视眈眈地等着整他。有一次，在他母亲邓季惺去参加北京市非党领导干部整风座谈会之前，他甚至嘱咐母亲说话要小心。然而他母亲毫不在意说:“有啥子可以小心的？我们不都是为了党好？”然后她很认真地提了很多意见，关于公私合营、关于新闻自由、民主和法治等等。结果，她和爷爷被双双错划为“右派”。吴敬琏因为在“向科学进军”问题上的表现被批评为思想“严重右倾”，最后被定为“中右”，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解放初期，吴敬琏不但极力将自己从一个民主主义者向一个共产主义者转变，还推动家里人一起向左转、向左看齐。我的保姆宋妈妈告诉我，她曾经听见我爸爸“教训”我奶奶不许坐沙发，说无产阶级都坐凳子，你为什么要坐沙发？不知是不是真有这么一回事，但是下面这件事我曾听家里不止一个人说过。

　　1945年日本人刚投降时，我奶奶一到北京就在石碑胡同买了一个四合院，还配了一批漂亮考究的红木大理石家具，但我爸爸却看着那些“资产阶级”的东西总觉得不顺眼，“大跃进”时就“替”他母亲捐掉了一批，“文革”一开始便彻底把它们“处理”掉了。

　　“吴市场”的一波三折

　　吴敬琏这些年来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张，即使顶着巨大的压力，仍然不屈不挠。遭人误解或批判时，他也生气、也着急，但一转眼又直言不讳了，拦都拦不住。柳红在《吴敬琏传》中记述了这么一个场景:“由于1988年价格闯关的失败以及1989年的风波，经济改革再一次陷入了低潮，间接调控的提法消失了。1990年7月5日，在中南海勤政殿，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召开经济问题座谈会。一开始就有人说改革出了方向性错误，应该是计划取向，但是搞了市场取向。一位同志接过话头说:中央从来没有讲过市场经济。吴敬琏说:陈云1981年就用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时也讲了市场经济。这位同志说:正式文件里没有这个提法，就不能用。吴说:既然邓小平都认为可以这么说，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就大逆不道？双方争得面红耳赤，86岁的薛暮桥极激动，话都说不清了。”

　　我一直想弄明白，近80岁的人啦，不思养老，还这么不停地追求，到底追求什么？在书中，我对这个“开关”作了探寻，其中有我和吴敬琏两个人之间一个很长的对话，涉及了他对中国经济发展、经济学家对政策的影响等诸多问题的看法。比如，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我问他:“您真觉得，中国现在还有完全回到过去计划经济的危险吗？”他答:“现在中国有希望，但是也还没有完全走出有可能回去的危险。”

　　关于他对自己的评价，我问他:“吴市场”算不算一生中最大的成就？他答曰:那个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大概是有帮助的。我问他“您一生里做过的最令你歉疚的事是什么？”他答:“批孙冶方是我做的最错的一件事。还有，奶奶爷爷被错划‘右派’时，我也写过揭发。当时在经济所的批判会上，动不动就挨一顿批，那自己就赶快洗刷，说我也参加批判。”

　　通过“家族史”观察吴敬琏

　　在书中，我更多地从“家人”的角度观察吴敬琏，其中很大篇幅回顾了吴敬琏的父母——生父吴竹似，继父陈铭德和母亲邓季惺——1929年创立并经营《新民报》的艰辛历程，展现给读者的实际上是吴敬琏的一个家史。其中书中谈到“奶奶的法治理想”一节很值得一提。

　　说到吴敬琏的母亲——我奶奶对法治的崇尚，用吴敬琏的话说是“到了迷信的程度”。我在书中举了两个例子:如邓季惺在1947年参加并当选立法委员，当时蒋介石做出“宪政”的姿态，搞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的所谓“自由选举”，邓季惺当时把它看成是中国实行民主、法治的一线希望，但她当选立法委员后在立法院内所作的努力，并没有使一个腐败的政府由专制走上法治的道路，却将自己送上了被追杀的逃亡之路。

　　第二个例子是1957年她批评一些政府部门不依法办事，还一条一条地罗列需要改正的地方。她一向讲真话不分场合，也不看人脸色。蒋丽萍、林伟平合著的《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一书中有很多这方面的详细例子，这里简列三条:她对法院的人讲政法独立；跟看守所的人说不能管嫌疑人叫犯人；问公安局的人在押人员怎么行使选举权。那一次惹来的倒不是杀身之祸，不过被扣上了“右派”这么个帽子，工作也全丢了。

　　从书中通过吴敬琏的家庭史，可以看到，父亲那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追求的不是什么所谓的“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市场经济的举旗人”等等，而是他们想用自己认为“对的东西”来“影响这个世界，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儿女著书写父亲，在国内出版界已很常见。但我觉得这种写法其中最关键的是能否保持客观的角度，不溢美，不隐恶。在这本书中，我没有刻意地美化父亲，但我也坦率地说，我也没刻意地想保持所谓客观立场。

　　(作者为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心理学博士、吴敬琏长女、《我和爸爸吴敬琏》一书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