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过分强调防范和化解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忽视了其在货币政策传导上的应有作用，中小金融机构游离于货币政策传导之外。由于内外部原因，中小金融机构资金融通遇到困难，出现一些支付风险，引起各级政府和人民银行高度关注，在对中小金融机构监管政策上采取综合治理，过分强调防范和化解风险，而对其在货币政策传导上的作用没有给以足够重视。这就出现了两种状况：一是信贷重新向国有银行集中，与此联系，中央银行“窗口指导”主要面对国有银行，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全面传导。二是存款向大银行集中，中小金融机构存款增长缓慢，为防范流动性风险保持了较高的备付金率，金融体系的货币衍生能力受到抑制。
二、强化金融监管，促进货币政策发挥效能的构思
（一）明确金融监管根本宗旨，正确处理好金融监管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当前，从严监管，防范风险，促进金融机构合法经营、稳健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但若监管失当，金融机构经营困难，货币政策的传导就会失去稳健的金融基础，从而给国民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监管必须把握好力度。要处理好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关系。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具有双重作用，既可促进其发展，又可抑制其发展。因此，一方面金融监管要为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创造公平、有序、稳定的竞争环境和发展空间，积极鼓励金融创新；另一方面又要对金融创新加强监管，并把金融创新纳入法制和规范的框架内，确保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要增强与被监管者的沟通，形成互动式监管，事实上，监管是互动的、双向的，沟通与交流是监管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此，监管人员要正确理解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关系，加强沟通与交流，掌握被监管者的实际情况，同时也使得被监管者进一步了解央行的政策与标准，自觉接受监管。
（二）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提高金融监管有效性。一是建立货币政策考核评价体系，全面考察金融机构落实货币政策的业绩，并将此作为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审查与离任稽核的一项重要内容。二是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要建立以央行监管为核心，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内部控制为基础，社会监管为补充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明确各有关单位、部门和具体监管人员的职责，彻底解决内设机构不规范、职能重叠问题，并制定相应责任追究制度，形成监管合力。要适应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及时解决我国银行、保险、证券公司之间业务交*和金融分业监管的矛盾。要推行银行、证券、保险三方信息交流制度，通过三方联合执法，促进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有序流动。搞好前瞻性金融监管，解决对外资银行监管中的“漏斗”现象，在保护其合法经营的情况下，切实保护好民族金融业。三是改进监管方式和手段。在监管方式上，应在完善现场监管的基础上，加强非现场监管。明确规定各金融机构向央行提供统一报表和报告的时间，并实现央行与各金融机构的联网。在监管手段上，由主要*行政手段向主要*法律手段，并注重将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综合运用转变，要对金融业的资产质量、盈亏、资本充足率、内控制度的真实性进行全面检查，严肃查处在新形势下的违法违纪经营。四是实行金融监管再监督，提高人民银行监管的透明度，确保金融监管的公正性、有效性和权威性。此项工作应由监察部门负责，配备有一定数量的专职人员，负责对本级的金融监管实施同级监督。
（三）消除货币政策传导障碍，提高货币政策工具调控能力。一是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消除货币政策在中央银行层面上的障碍。要结合经济总量和金融总量，相应增加消费信贷、农业贷款、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贷款，以及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贷款；利用好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和再贷款，合理调控货币供应量；适当扩大中心支行和县支行再贷款和再贴现的规模。为缩短货币政策传导时间，人总行可否授权省会中支在一定金融机构和期限的范围内对辖内金融机构进行再贷款融资？发展商业票据再贴现，使商业信用在一定程度上替换银行信用．减轻货币不足时对货币政策的压力。有计划地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本着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的原则顺序，逐步放松利率管制，使利率能够正确反映市场资金供求状况。建立灵活的外币利率调整政策，及时反映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进一步扩大金融机构贷款特别是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范围和幅度。同时，要把现行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改为利率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提高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与最终目标的相关程度，便于中央银行及时进行货币政策调控。二是通过政策法规和“窗口指导”，消除货币政策在商业银行层面上的障碍。要适当下放经营管理权，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提高广大基层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盈利能力。要尽快促其经营策略由“存款立行”向“效益立行”转变。要建立和完善信贷激励机制，把贷款营销放到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重要位置。通过有效增量作用，化解稀释信贷风险。在信贷策略上不能一味搞“大城市、大企业”的策略，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基层机构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更要结合自身特点搞市场定位，从“争夺客户”向“培育客户”转变。加大对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支持的力度，努力培育自己的基本客户群，培育新的、稳定的利润增长点。三是建立执法的法治环境和社会监督体系，消除货币政策在微观主体层面上的传导障碍。面对目前社会信用环境不佳，企业大量逃废银行债务的现象，不仅要发挥金融系统联合制裁的作用，而且必须建立严格执法的法治环境，促使社会信用秩序根本好转。同时，地方政府要着眼于长远，支持金融部门改善金融服务，优化信用环境，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促进地方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二）人民银行对利率实施严格监管与货币政策的传导所需的利率市场决定机制之间的不适应，影响了货币政策的间接调控作用。目前，在人民银行对利率实施严格监管的情况下，利率市场化程度不可能太高，货币政策工具配置的市场化仍处于较低水平，弱化了货币政策的效应。人民银行虽然扩大了利率调整及浮动的范围，并对外币利率实行了市场化改革，但现行的利率管理体制从总体上还是一种管制体制，在这种管制体制下，利率水平并不能完全反映资金的价格和供求状况，也难以有效发挥对资金的调节作用。单纯通过调整利率水平、利率浮动范围来影响金融机构贷款行为的效果不明显。当经济景气状况不佳、企业效益下降、信贷风险上升时，金融机构为规避风险，将自动减少贷款，资金供给下降。如果利率由市场决定，资金供给减少会推动利率上升，从而使金融机构预期收益增加，会相应增加一部分贷款，相反在利率仍未开放的条件下，资金供给下降并不能推动资金价格上升，金融机构贷款的积极性难以有效激发。加之我国货币市场虽已初步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同业拆借市场和债券市场，但票据市场、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市场尚未形成规模，票据市场发展缓慢，使人民银行通过再贴现调控金融机构贷款、增加基础货币投放的作用受到限制。
（三）人民银行没有树立起督促金融机构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威，货币信贷政策的窗口指导作用难以真正落实。基层人民银行在督导金融机构实施货币信贷政策过程中，缺乏有效的手段。“窗口指导”只是一种道义的劝告，是一种软约束，贷款程序、贷款投向和数量的决定权仍掌握在各金融机构手中。基层人民银行虽然强调了对金融机构的“窗口指导”和资金引导，但忽视了对其执行货币信贷政策效果的监管、检查，即督促的多，检查的少，“软约束”多，“硬措施”少。由此导致了货币政策传导线路发生了反向变化：一是商业银行正在自下而上集中资金、集中权力、集中客户；二是中央银行正自上而下放权力、下拨资金。商业银行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追求利润最大化，扩大响身生存空间，对中央银行的货币信贷政策的调整就不再步步紧跟了。目前，基层人民银行比较有效的手段是再贴现和支农再贷款，可以引导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但总、分行对再贴现实行额度管理，控制较严，难以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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