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艺术
（一）佛画
中国佛画，创始于三国时的曹不兴，他见到康僧会所设佛像，便仪范写之。到东晋时，其弟子卫协，时称画圣，画有七佛图。卫协的弟子顾恺之，在瓦官寺壁画维摩像，时人捐十万钱争取一观。刘宋时有陆探微，梁时有张僧繇。旧时画法多系平面而无阴阳明暗之分，僧繇创为没骨皴法，不先以笔墨钩研而以色渲染。齐时著名佛画家有曹仲达，隋有展子虔，唐初有尉迟乙僧等。到开元中吴道子集诸家之大成，为古代佛画第一人，其弟子以卢楞伽为最。中唐德宗时周昉创作水月观音之体。五代时贯休以画罗汉知名。其他如王资翰等亦为名家。五代以前绘画佛教图画，都能庄严妙好，从形容仪范中体现佛菩萨清净端严，慈悲静穆的道德品质。宋代以后文人画兴，于是佛教画分为两种流派。其一继承隋唐规矩，不失尺度，如宋李公麟、马和之，明丁云鹏、仇英、商喜，清禹之鼎、丁观鹏等；其一则不拘绳墨，以古朴奇谲为高，如宋梁楷，明陈洪绶，清金农、罗聘等是。若就佛法言之，诡谲形态是画佛菩萨像所不应取法的。
（二）版刻
中国是发明造纸和印刷术最早的国家，公元前一世纪已有纸张出现。二世纪初，蔡伦改进了造纸方法。此后书籍全*人们在纸上抄写来传播。到了八世纪前后，又发明了刻版印刷术，几百部几千部书可以一次印成，比过去手写时代，向前踏进了一大步。
寺院和佛教徒们很旱就利用民间新兴的刻版印刷术，作为宣传佛教的工具。除了捺印的小块佛像以外，有时刻些大张佛像和律疏。唐末司空图为洛阳敬爱寺僧惠确写的雕刻律疏文，曾说印本共八百纸，可见那时寺院已有施舍用的律疏印本了。敦煌发现的公元868年（即唐咸通九年）王玠出资雕刻的卷子本《金刚经》，是现存最早的木刻印书，用纸七张缀合成卷。第一张扉画释迦牟尼佛说法图，刀法遒美，神态肃穆，是一幅接近版画成熟期的作品。这卷举世闻名的唐代刻本佛经，已于五十多年前被英国人斯坦因窃去，真令人切齿痛心。
近年成都唐墓中出土了一张成都府卡家印的梵文陀罗尼经，中央刻一小佛经坐莲座上，外刻梵文经咒，咒文外又围刻小佛像，这是国内仅存的最古的唐刻本。那时成都是西南文化出版的中心。唐时刻印的书籍，只限于广大市民阶层常用的通俗书和佛教经典，这为两宋蜀本打下了良好的技术基础。公元971年（即北宋开宝四年），宋朝政府派人到成都雕造大藏经五千余卷，这是一次规模巨大的出版工作，蜀本由此知名。
公元975年（即北宋开宝八年），吴越国王钱俶倡刻的陀罗尼经（雷峰塔内藏经），是现存最古的浙本，字体工整，和后来杭州刻的小字佛经相似。近年浙江龙泉塔下发现的北宋初年刻的佛经残叶，字体宽博，和南宋官版书相似。可见杭州和浙江其他地区从五代末年起，已有大批刻版技术熟练的工人。这就无怪北宋监本多数都是浙本了。
宋时除浙本外，建本（福建建阳刻本）也颇有名。宋、金、元三朝中，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四川成都眉山、山西平阳（今山西临汾）是四个文化区，刻印了大量书籍，行销四方。元代道藏就是在平阳刻成的。其他地区也有一些书坊或私人刊刻了不少大字的小字的佛经和其他书籍，多有精工之品。
明清两朝的首都北京，也是全国性的刻藏中心。北藏、道藏、龙藏以及其他私家刻书，纸墨之精、雕刻之工、装璜之美，都是前所罕见的。所用的纸张，如棉纸、竹纸、开化纸、毛太纸等新品种也不断增加。
远在刻版印刷术大兴以前；中国木刻画就已经出现了。七世纪中叶，唐代玄奘法师以回锋纸印普贤菩萨像，布施四方。唐末王玠刻的《金刚经》扉画，和敦煌发现的许多宗教画，艺术已渐趋纯熟。宋元刻本书的扉页画从宗教书籍發展到一般书籍。明代各地书肆刻印了大量佛经，几乎没有不附插图的。
公元1340年（元朝至元六年），湖北江陵资福寺刻的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卷首灵芝图和经注都用朱墨两色套印，这是现存最早的木刻套色印本。十六世纪末吴兴、杭州、南京等地书肆也用朱墨和多色套印各种书籍，绚丽夺目。
刻版印刷是中国特殊的文化艺术之一。各地寺院中保存着不少古代刊刻的具有文物价值的佛经和图书，这是中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理应妥善保存。对于图书和佛经，首先应当查明是什么年代、什么地方、什么人出资刊刻的；第二是确认装璜的形式，是卷子式、梵箧式、书册式。从这两方面审查其文物价值。具有文物价值应当保存的，便要确定每版的高度、宽度、每行字数，查明函数、册数、卷数、页数，注明完整或残缺情形。即使残缺不全，并不减损其文物价值。这是应当注意的。
（三）大藏经
大藏经是汇集佛教一切经典成为一部全书的总称。古时也叫作「一切经」，又略称「藏经」。其内容主要是由经、律、论三部分组成，又称为「三藏经」，分别称为经藏、律藏和论藏。经是佛为指导弟子修行所说的理论；律是佛为他的信徒制定的日常生活所应遵守的规则；论是佛弟子们为阐明经的理论的著述。「藏」有容纳收藏的意义。
佛教三藏的分类，起源很早。相传佛灭不久，他的弟子们为了永久保存佛所说的教法，开始进行了遗教的结集，即通过会议的方式，把佛说的话加以统一固定下来。佛教的经藏是经过几次结集（编纂）会议才形成的。
在佛教传世二千五百年间，经典的流传大体上经过了背诵、书写、印刷三个时代。印度民族是惯于记忆的。他们最初结集三藏时，只是通过问答的形式，把佛所说的教法编成简短的语句，以便佛弟子们能够共同背诵而已。其后才有书写流传的作法。
我国现存汉译大藏经，是自后汉（公元一世纪）以来，直接和间接从印度和西域各国输入的写在贝叶（贝多罗树叶）上的各种佛经原典翻译过来的。自汉至隋唐，都*写本流传。到了晚唐（九世纪时）才有佛经的刻本。现存唐咸通九年（868）王玠所刻的《金刚经》便是世界上一本最古的，并附有美丽版画的印刷佛经。
由于佛经的翻译越来越多，晋宋以后就产生了许多经录，记载历代佛经译本的卷数、译者、重译和异译等。在现存许多经录之中，以唐代智升的《开元释教录》最为精详。该书著录当时已经流传的佛经五千零四十八卷，并用梁周嗣兴撰的《千字文》编号，每字一函（又称一帙），每函约收佛经十卷。《千字文》自「天」字至「英」字，共四百八十字，每字一函，合四百八十函。历代刻藏，相沿不改，使汉文大藏经的规模基本定型。
大藏经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它是佛教及有关文化的一部大丛书。在大藏经里面，保存着现在印度久已失传的许多佛教经典，也包括了中国学者对于佛教原理所作的创造性的阐释。大藏经不仅是佛教徒研究佛学的重要典籍，也是一般学者研究古代东方文化非常重要的资料。
此外，在西藏地区,自唐宋以来，由梵文和汉文译成藏文的经典，也经过整理汇编成为西藏文大藏经。其中佛说的经律称为「甘珠尔」；佛弟子及祖师的著作称为「丹珠尔」。自元以至近代分别在西藏的拉萨、日喀则、奈塘，甘肃的卓尼，四川的德格，北京，都有过多次刻本。西藏文大藏经的内容约十分之八是汉文藏经中所没有的，特别是密教部分。清代还将西藏文佛典译为蒙文、满文，刻成蒙文大藏经和满文大藏经。这种藏经流传稀少，甚为名贵。
在云南傣族地区流传着的上座部佛教，其佛经是用巴利文写的小乘三藏。一般还是用书写的方式流传，国内还没有刻印过巴利文大藏经。
（四）寺塔
中国最古的寺院是洛阳的白马寺，是佛教最初传入汉地时，汉明帝为摄摩腾等所创建的，但是现在这座寺院的建筑已经过后代多次重建。关于中国佛教建筑的最早记载，是《后汉书·陶谦传》所说；「笮融大起浮图祠，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所谓「上累金盘」，就是用金属作的刹（刹是梵语「刹多罗」之略，义是土田，印度塔上立竿柱，也叫作「刹」）；所谓「重楼」，就是多层木结构的高楼，这正是后来中国塔的基本式样。最早的佛寺建筑，是以塔为中轴线上的主体，而僧房散布其四周。后来的寺院，中轴线以殿堂为主体而塔建在附近了。
中国现存的最古佛寺建筑是五台山的南禅寺（建于公元783年）和佛光寺（建于公元867年）。佛光寺大殿是一座七开间的佛殿。殿中有三十几尊唐代佛像，梁柱间有唐代题字，壁上有唐代壁画。可以说，唐代四种艺术集中保存在这里。
其次，河北蓟县独乐寺有一座结构精美的山门和一座高大的观音阁（均建于公元984年）。阁中奉有十一面观音像，高十六公尺。还有河北正定隆兴寺（建于公元971年）和山西大同善化寺。隆兴寺的主要建筑有大悲阁、左右侧楼、转轮藏殿、戒坛、牟尼殿、大觉六师殿及锺鼓楼。其中大觉六师殿和钟鼓楼已经倒塌。大悲阁中供奉著高大的千手观音像。转轮藏是现存唯一的十世纪造的可以转动的大藏经架。牟尼殿中有优美的宋代壁画。善化寺是十一世纪中到十二世纪中叶建成的，现在还保存著四座主要建筑和五座次要建筑。大同下华严寺的薄伽教藏，原来是规模宏大的华严寺的藏经殿。殿中四壁保存著辽代制作精巧的藏经橱，橱的上部有「天宫楼阁」。
山西赵城县的霍山广胜寺，是元代建筑（建于十四世纪），有上寺和下寺两部分。上寺有一座琉璃塔，是十五世纪建成的。
北京西山碧云寺是明代建筑。寺中殿堂、廊庑的布局，是结合地形，并把泉石树木组织在内。大殿和菩萨殿保存著明代的精美塑像（现已不存）。寺中有田字形罗汉堂和汉白玉砌成的金刚宝座塔，是清代修建的。寺内有明净的清池，涓涓的流泉，密茂的松柏。这种布局与浙江杭州的灵隐寺、江西庐山诸大寺院大致相同。
中国南方的寺院，多半依山布局，在建置上、风格上与北方寺院不同。院落虽比较局促，而寺外有茂林、有峰峦，气象仍显开阔。如峨眉山麓的报国寺、半山的万年寺、山顶的接引殿都如此。
在十四五世纪间，中国佛寺建筑上出现一种拱券式的砖结构殿堂，通称为「无梁殿」，如山西五台山显通寺、南京灵谷寺。宝华山隆昌寺中都有此种殿堂建筑。
清代修建的喇嘛寺，以北京雍和宫和承德的「外八庙」为最。雍和宫（建成于公元1735年）中法轮殿的殿脊形成金刚宝座塔的「五塔」形状。万福阁与左右两阁以飞桥相连，阁中供奉十八公尺高的弥勒佛立像。承德的外八庙是公元1713一1870年间陆续建成的，其建筑风格有摹仿新疆维吾尔族形式的，有藏式的，也有汉族形式而带有西藏风趣的，兼收并蓄，多彩多姿。
以上只叙述现存历代佛寺中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各地还保存著不少宋、明建筑的佛寺，不能一一列举。在过去，僧众对于寺院的古建筑不很重视，不知爱护，不少古建筑在维修时被拆改，致使宝贵的文化遗产遭到破坏，这是深为可惜的。
塔与寺几乎是同时存在的。中国塔的建筑形式丰富多彩。历史记载中的最大木塔是元魏时建造的洛阳永宁寺塔，高一千尺，百里以外便能望见。可惜这座塔建成不久便被焚毁了。现存最古的塔是公元520年建的河南嵩山嵩岳寺十二角十五层密檐式砖塔。塔身有用莲瓣作柱头和柱基的八角柱，有用狮子作主题的佛龛，有火焰形的券间，形式优美。自此以后，砖塔逐渐增加，木塔逐渐减少。到十世纪以后，新建的木塔已极为稀有了。
唐代以后的砖塔大概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形同木塔，层层相累，这可以叫作「多层塔」；一种是在一个高大的塔身上加多层密檐，这可以叫作「密檐塔」；此外还有单层的僧人墓塔。唐代的塔一般都是四方形的。多层塔是在塔的表面上表现出木结构的柱梁斗拱等，如西安慈恩寺大雁塔（公元652年）、荐福寺的小雁塔、香积寺塔（公元681年）、兴教寺的玄奘塔（公元669年）等都属此类。密檐塔一般不用柱梁斗拱等装饰，而轮廓线条呈现优美，如嵩山永泰寺塔和法王寺塔（八世纪建），云南昆明慧光寺塔和大理崇圣寺塔都是此类。墓塔中以山东长清灵岩寺的惠崇塔（七世纪前半期建）为最典型。此类塔一般是两层重檐。顶上有砖或石制的刹。只有唐代嵩山会善寺的净藏塔（公元746年建）是单层八角形的，塔身用砖砌出柱梁斗拱门窗等。
到了十世纪以后，八角形的佛塔成为标准形式。建造方法也改变了过去外部用砖砌成筒形，内部用木楼梯、木楼板的方法，）而是改用各种角度和相互交错的筒形券，把楼梯、楼板、龛室等砌成一个整体。山东长清灵岩寺的辟支塔，河北正定开元寺的瞭敌塔（公元1055年建）都是此种类型。河南开封六角形的繁塔（公元977年建），开始采用琉璃造的佛像和花纹处理塔面。其后开封佑国寺塔（公元1041一1048年建），俗称「铁塔」，即采用二十八种琉璃面砖砌出墙面、门窗、柱梁、斗拱等，塔有十三层。河南济源延庆寺塔也是同一类型。宋代在长江流域也出现很多八角形塔。杭州灵隐寺大殿前有石雕双塔（公元960年建），高仅十公尺，而有九层，雕刻成仿木结构的形式。苏州报恩寺塔。杭州六和塔和保俶塔，都是用砖砌成的仿木结构形式的塔，檐椽部分杂用木料。至清代，这些塔的木檐椽多已朽败，修理时采用了不同的处理方法。重修后的报恩塔接近于原形；六和塔在塔身外加上一层木结构，极不相称；保俶塔只保存了塔身，形成了柱形塔。
中国现存的唯一木塔是山西应县佛宫寺的释迦塔（公元1056年建），全高六十六公尺，共有五层。河北涿县双塔（公元1090年建）是仿应县木塔建的砖塔。
辽代在河北中部以至辽宁等地出现了八角形的密檐塔，杰出的典型是北京天宁寺塔，这一类型曾被普遍应用。特殊的是福建泉州的双石塔（十二世纪三四十年代建），全部用石料仿木结构建成。四川宜宾的白塔（公元1102一1109年建）和洛阳白马寺塔（十二世纪后半期建），都保存唐代四方形密檐塔的风格。自此以后，密檐塔的风格变化繁多，难以尽述了。
元代由于西藏地区的佛教传入内地，在汉地出现了西藏式覆钵状塔。北京妙应寺的白塔（公元1271年建），是尼泊尔的工艺师阿尼哥所设计的，山西五台山塔院寺塔（公元1577年建）和北京北海公园的白塔（1651年建），都继承了这一类型。
中国现存的佛塔，大部分建于明清时代。在造型上，斗拱塔檐很纤细，环绕塔身如同环带，轮廓线也与以前不同。太原永祚寺的双塔，北京玉泉山塔（十八世纪建），便是这时期的多层塔的典型。北京八里庄慈寿寺塔（全元1576年建），是密檐塔的典型。唯有山西赵城县广胜寺的飞虹塔是用琉璃面砖装饰的，八角十二层，高四十公尺以上。北京玉泉山还有一座清代的小型琉璃塔。
明代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塔型，就是仿印度菩提伽耶金刚宝座塔（佛成道的地方）而设计的金刚宝座塔。即在一长方形的高台上建立五座正方形的密檐塔。云南昆明妙湛寺塔、北京五塔寺塔（公元1473年建）都是这一类。北京香山碧云寺有清代建立的金刚宝座塔，塔台上于五座密檐塔外加了两座瓶式塔。北京北郊黄寺，也有金刚宝座塔，那是第三世班禅的墓塔。正中是瓶式塔，四角有四座较小的八角密檐塔，中央塔身雕刻精美。
在我国各地除了佛塔之外，还有一种「文风塔」，或叫作「文峰塔」。那是过去科学时代人们为了祈求本地方的文人能中试及第而建造的。这种塔一般都是仿照佛塔的形式。
1958年在北京西山，开始建造一座佛牙舍利塔，供奉释迦如来灵牙舍利，1964年落成、塔有十三层，高五十八公尺，采用传统的密檐形式，而在结构、刹顶方面，都有创新的地方。形式优美，颇为山林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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