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北京调查：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不及一成

公益律师建议修改《工伤保险条例》
2006年年初，22岁的李荣来到北京一装修队打工，与装修队的包工头王某达成口头协议后，他开始从事高空作业。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工作不到一个月，1月25日下午，由于绳索问题，李某从二楼摔到地上，导致下肢瘫痪。而包工头王某在支付了1300元医疗费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李荣的哥哥李毅借钱委托律师申请工伤认定，但由于没有劳动合同，只能先申请仲裁确认劳动关系。因缺乏证据，劳动仲裁败诉；后诉至法院，同样由于缺乏证据而败诉。

无奈之下，李毅找到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援助律师虽然想方设法为李荣维权，但因缺少相关证据，目前赔偿仍是一纸空谈。

“劳动合同可以保护农民工的权益，农民工一旦受到伤害，劳动合同就像他们的‘护身符’。”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律师王芳说，“但现实情况不容乐观。超过九成的农民工处于非法用工状态，绝大多数工伤农民工无法得到工伤保险基金的保障。”

觉醒后的艰难维权

李荣工伤案中，李毅从老家陕西往返北京三次，每一次交通费就需要150余元；律师为该案出去调查和开庭共11次，支出的交通费、给李毅的借支以及律师成本有3000多元；再加上李毅在一年多时间里支付的食宿费等，这一年就支出了约5000多元。李毅打工时每天工资30元、每月工资不到700元，这5000多元是他近8个月的工资。

“这样的例子在我们工作站并不少见。”王芳感叹，“现在农民工维权太难了。”

“其实现在很多农民工都逐渐有了维权意识，我们工作站每天都会接到不少农民工打来的投诉或咨询电话。在我们工作站成立的一年多时间里，一共接到7000多个求助或咨询电话。”王芳说道。

调查显示，自2005年9月8日成立到今年3月15日，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办理的152件农民工工伤案件中，仅有14人签订了劳动合同，占总数的9.2％，且其中3人的合同还保存在用人单位处，并不在劳动者本人手中。工伤保险的参保率的情况也让人担忧，152人中仅有12人参加了工伤保险，参保率为7.89％。

建筑工人刘某维权时发现根本找不到起诉的对象，“由于建筑工地都是层层分包、转包出去的，我们在起诉的时候由于找不到包工头，又没有劳动合同，立案难度很大。”刘某受伤将近两年了，维权对他来说依旧是奢望。

“在我们处理的非法用工的138个案件中，有包工头的就有55个，占总数的39.9％。农民工申请工伤认定时，因为没有与用人单位的直接关系而无法认定劳动关系，无奈之下，有些案件只能以人身损害赔偿为由直接起诉包工头本人，但这样的判决即使胜诉了，也面临着执行难的问题。”王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