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工人文化宫“新生”记

在昆明市东风广场南侧，矗立着一座高高的圆柱体大楼，这就是1985年复宫时修建的昆明市工人文化宫。

　　按照市委的要求，这幢大楼将于2007年10月开工装修，“总投资金近3000万元，从里到外，全部修饰一新，”文化宫主任高磊兴奋地说，“这座大楼已经整整22年了，已经破旧，装修工程将使文化宫获得新生。”

　　其实，高磊口中的这个“新生”不仅指文化宫硬件设施和条件的改善，还包括文化宫2003年以来的一场体制性改革，正是这场彻底改革，使昆明市工人文化宫跻身全国工会先进文化宫之列。

　　2003年以前的文化宫，在与人有关的各种制度上，如薪酬、用人、奖惩、管理等均比较落后：人浮于事，上班时间“开小差”的情况比较普遍；许多正式工不干活却收入高，合同工干活多却收入低。高磊说：“混日子的很舒服，干工作的很辛苦，这就是当时的客观现状。”

　　在昆明市总的支持下，高磊决定从用人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入手进行改革。根据工作需要，文化宫设置了三级管理岗位和经营岗位，一二级管理岗位分AB类，三级管理岗位和经营岗位则分ABC三类，所有人员按照“自己愿意干”、“群众拥护干”、“组织批准干”的原则进行公开平等的竞聘，按高磊的话说就是“全员竞争上岗”。

　　“这个制度只承认职工的业绩和能力，彻底打破了身份限制，‘官位子’和‘好位子’不再是正式工的专利，我就是个受益者。”因业绩能力突出被聘任为文体部副部长的合同工刘晓春说。

　　在工资分配制度上，文化宫把所有职工的档案工资封存起来，只作为以后退休领取社保金的依据，新工资由出勤工资、工龄工资、岗位效益工资、辅助工资和职务工资5部分组成。其中出勤工资按云南省职工最低工资标准设置，岗位效益工资是浮动工资，与文化宫整体经济效益挂钩，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具体按责任大小、工作难度、技术要求、劳动强度、工作条件、劳动纪律6个要素来确定。

　　如此一来，干与不干、多干与少干、干好与干坏，落实到个人经济利益上就完全不一样了。李勇刚也是合同工，现任物业管理部电工组组长，月工资由改革前的1200元，增加到现在的1600元，刘晓春则由1200元增加到2100元。

　　“现在这个制度好啊，”李勇刚说，“你是为自己干，如果不好好干等于把自己给炒了，我们都是40来岁的人了，很珍惜这个工作机会。”

　　改革后，经有效安置，职工由172人减为86人，但高磊说还可以再减二三十人，“至多50人，足够了。”

　　文化宫属于工会系统，文化宫的改革要尽可能平稳过渡。不能导致职工失业，如果工会自己的所属单位还有下岗失业工人，就不好去做别人的工作了。因此，昆明市工人文化宫的改革始终以职工利益为出发点，以工会文化事业获得发展为落脚点，“我们的改革方案都是经职代会审议通过才执行的。”高磊表示。

　　改革激发了职工的创造力和凝聚力。2005年，云南省总组织赴三峡慰问3000多名滇籍职工，高磊请缨由文化宫担纲，当时有领导问高磊“演砸了咋办？”高磊说：“演砸了，我就没脸见江东父老，也没脸再继续干了。”其实，高磊的底气就在于他相信改革后的职工队伍“特别能战斗”。果然，文化宫的“演出”圆满成功。改革催生了文化宫职工的主人翁意识。李勇刚表示：“现在，如果我发现水龙头漏水了就会去关闸修理，因为我觉得不是水滴走了，而是文化宫的效益淌走了。而以前，我绝不会管，因为这是水暖工的事儿，与我电工无关。”

　　改革同时节约了文化宫的开支。文体部改革前有19人，每年花费二三十万元，现在只有6人，每年可省下20多万元；水电费开支以前是每年几十万元，2006年仅为6.28万元，与2005年相比，节约了25.14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