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年国内家庭社会学研究的理论与经验

　　生育

　　关于生育行为的研究，研究者们对近年来以下生育模式的改变状况基本持比较相同的看法：1. 生育数量下降；2. 生育间隔加大。有研究说，农村教育普及带给生育行为的直接影响有，初婚初育年龄提高，生育间隔加大，以及生育数量下降。虽然农民现还没有接受只生一孩，但已接受“有限生育”的观念，“双子模式”是农民生育选择的主体（史清华等，2004）；3.  在生育的性别偏好方面，呈现出城乡较大差异，城市已出现弱性别化甚至更偏好女孩的趋向，而农村仍保持对男孩较高的生育期望（史清华，2001；李嘉岩，2003；陆益龙，2001；靳小怡等，2004）。

　　除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外，被认为影响生育观念和行为的主要因素还有：第一，教育。认为受教育程度与性别偏好有一定负相关（史清华等，2004；靳小怡等，2004）；第二，城市化。有研究证明了国内外一些学者有关迁移流动有利于降低生育率的结论，发现外出对妇女的理想子女数的减少具有显著作用。作者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影响外出妇女的生活方式和其他观念而间接产生影响的（尤丹珍等，2002）；第三，家庭体系和婚姻形式。靳小怡等人强调了父系家庭体系及其重要内容和象征的“嫁娶婚”的婚姻形式对男孩偏好的显著影响，证明了“招赘婚”能显著弱化这种偏好；第四，文化和心理。陆益龙通过对皖东一个村落的考察发现，农民生儿子的动机并不是为了获得更多功利或效用，否则无法解释“父母付出越多养老功能越小”的农村社会实际。他认为，所谓追求生男，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对男孩的偏好，而是在村落中“家家都有男孩”的压力下，在强烈趋同心理动机的驱使下的不断尝试行为。进而他又解释说，“农民生男兴趣反映的不完全是为物质上的收益，而是乡土文化情境所赋予的价值和心理体验。包括人人都追求生男的共同价值”（陆益龙，2001）。

　　将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运用于解释生育行为的不乏其人，贝克尔就是一例。汤玉刚从经济理性的角度出发，利用数学模型分析了生育决策的市场决定过程，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新鲜的经验。例如他用数学模型解释了城乡生育率的差异：农村抚养孩子的各项投入和机会成本相对较小，所以价格低于城市孩子；还有数量和质量的替代关系：孩子的数量越大质量越小，可以解释部分贫困地区为了取得较多的劳动力而不得不降低孩子的教育水平；再有，人们对生育习俗的遵从行为和生育率被锁定的关系，等等（汤玉刚，2002）。

　　王跃生坚持生产资料对人口增长和生育行为有重要影响的观点。他的看法是，“农民所追求的是理想子女数量，而非多子多福”。所谓理想子女数量是指能成活至成年的子女数量，不是出生子女数量。以生活资料的生产能力为线索，他给出了生育模式的历史变化轨迹：土改前受限于生存条件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人口的低增长率；集体经济时代因家庭养育成本外移至集体组织而形成的高出生率、高存活率和人口高增长；承包制实行后因抚养成本回归家庭，高抚养成本、低回报率和计划生育政策共同导致的结果是出生率再度降低（王跃生，2006a：178-190）。

　　上述只能说包括了最近十年婚姻家庭研究中的大部分理论发现和主要观点，其中难免挂一漏万。还有一些因篇幅和发现而未能涉及到的内容和议题有待今后展开，如，关于家庭功能和家庭结构的变动、家庭网、少数民族家庭婚姻、涉外婚姻、非常规的家庭和婚恋行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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