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创造就业和减贫设定政策方向

　　一、引言

　　2000--2006年间，伴随着6．3％的年均实际GDP增长率，亚太地区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经济增速达到世界平均增长率(3．1％)的两倍。得益于经济的增长，以东亚次区域国家为代表的几个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极端贫穷人口已有所减少。但是，这一地区的失业率却从1996年的4．2％上升到了2006年的4．7％。

　　高速增长实现了贫困率的下降，亚洲地区每天消费1美元或不到l美元的非独居男女人数，已经从1990年的9．55亿人，下降到了2004年的6．31亿人，即从总人口的35％下降到了19％。全球虽然现有超过10亿贫困人口，每天消费1美元或不到1美元，但其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从24％下降至1．6％，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亚洲贫困人口数量的减少。

　　但许多亚太地区的国家仍然表示担忧，他们认为当前的经济发展节奏与经济增长模式并不能创造更多的体面劳动机会，从而加速贫困率的降低并减少失业人口。尽管近年来GDP有所增长，但南亚地区国家的扶贫成果令人十分失望。而且，在过去的15年里，以东南亚地区国家为主的一些亚太地区国家所经历的危机和经济衰退，对其劳动力市场和贫困问题造成了长时间的影响。在亚洲这片地域广大而经济文化各异的区域中，经济的增长及其对劳动力市场和贫困问题的影响也各有不同。

　　这份报告分析了就业增长、实际工资和整体经济表现之间的双向关系。文中指出，消费的平衡增长是地区经济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动力，但常常容易被忽略。通过定量分析过去25年中影响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率的各个因素可以看出，尽管出口增长相当可观，消费仍然是促进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消费增长可以对经济增长中的起伏做出解释。投资与消费增长密切相关，其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另一动力。而就业水平、劳动条件，特别是实际工资是推动消费增长的关键因素。出口增长是紧随其后的第三动力，在部分国家，其重要性接近投资增长。政府支出是促进增长的第四个推动因素。这种增长模式在过去的25年中一直保持着稳定，而经济衰退的程度和持续的时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消费和投资水平的下降所造成的。同时，出口和政府支出也对经济恢复增长以及促进消费起到了推动作用。

　　这一观点解释了为什么就业和工资的增加及其他劳动条件的改善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而并非增长所带来的结果。对消费带动的增长与一国生产能力的提高保持同步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可以使政策讨论不失公允。出口和国际竞争环境日益开放是企业发展和生产率持续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出口贸易对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对于人口大国来说，出口所带来的需求增长，在总增长中仅占一小部分比例，对于整体经济表现而言亦是如此。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亚太地区经济体在过去的30年中，之所以能够将出口增长作为经济增长的基础，是因为这些经济体的国民收入主要是由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小部分进口需求构成的。然而，对于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亚太地区的人口大国来说，出口在总需求中只占很小一部分比例。对于这些国家，持续的出口需求增长虽然十分重要，但仍不足以成为其经济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消费将成为2l世纪亚太地区经济增长，乃至全球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它将依赖生产性就业的发展和体面劳动机会的创造，从而提高男性和女性劳动者的购买力。

　　因此，这份报告描述了消费--就业--工资作为增长动方的经济可持续性。它指出了生产率的提高(用优质产品和服务满足逐渐扩大的市场的经济能力)与工资及劳动条件的改善(大量人口消费能力的提高，特别是刚脱贫的人口)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还研究了消费---就业---工资路线，很容易受到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冲击。本文提到，亚太地区积极和稳定的增加了体面劳动的机会，提高了实际工资，社会经济也得到发展。此外还需要有社会保护制度，来维持无法劳动的人群的购买力，以及那些不能从其工资中赚取足够的收入，并从危机和衰退中复苏。

　　因此，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框架不仅对公平合理的安置人力资源至关重要，对就业、工资、消费和投资的持续增长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开放市场的经济体发展所依靠的各项相互联系的要素要想保持平衡，就需要有良好的公开信息和分析，用适当的政策工具支持的负责任的公共管理机构，以及有效运行的三方对话机制等。

　　二、亚太地区的增长、就业、体面劳动和减贫

　　整体增长迅猛，生产率逐渐提高，结构性变化加快，但地区内差异显著从20世纪90年代起，亚太地区经济就表现出了迅猛的增长态势，并在2000至2006年间，保持着高达6．3％的年平均增长率。但是地区内存在较大的差异：东亚地区以8．6％的年增长率引领区域经济增长，南亚地区紧随其后，年增长率为6．4％，而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年增长率为5．5％。东亚地区，中国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着高增长。与此相反的是，尽管最终大多数东南亚地区国家的经济有所反弹，但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遭受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近年来，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加快，但许多南亚国家和大多数太平洋岛国的经济却遭受了长期停滞，甚至创下了新的纪录。

　　区域经济增长以生产率的高速增长和结构性转变为基础。1996至2006年间，该区域内生产率提高了45％。2002至2006年间，工业产出年均增长7％，服务产业增长略低，为6％，农业增长相对迟缓，为4％。除了将农业增长作为主导动力的太平洋岛国以外，工业增长在次区域内的各国均处于主导地位。

　　在区域经济增长中，被视为总体经济附加值中一部分的服务部门，从1990年占总增长的45％，上升到2004年的48％。工业增长紧随其后，从过去的29％，提高到34％，农业部门所占比例则从26％下降到18％。

　　经济增长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但仍然不够尽管产出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存在着不断变化的关系，高增长国家的就业机会仍保持快节奏的增长。然而，求职者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从绝对数量来说，在1996至2006年间，亚太地区的劳动力增长了2．655亿，但这些区域的国家只能提供2．45亿个新职位。这导致区域失业率从1996年的4．2％上升到2006年的4．7％。拥有最高的GDP增长率且占区域劳动力总数的45％的东立国家，其原本较低的失业率从3．8％下降到3．6％，表现出一种微弱的降低趋势。然而，南亚各国较低的GDP增长率，导致其失业率的从4．9％上升到5．4％。在1996至2006年间，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的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及次区域，其失业率从3．7％急剧上升至6．2％。

　　妇女失业率和青年失业率这两项重要指标的变化与其如出一辙。1996至2006年间，该区域内的妇女失业率从4％上升值4．7％，其中东亚地区失业率略有下降，但其他次区域的失业率纷纷上升。在同一时期内，由于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失业率从9．6％上升到16．5％，导致青年失业率从9％上升至10．2％。

　　总体来说，在过去的10年间，东亚地区国家通过创造7620万就业，降低了其失业率。实际上，南亚地区国家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达12040万。但由于其劳动力数量增长迅速，增加的就业岗位无法阻止失业率的上升。

　　亚洲贫困人口的比例已降低，但总数量仍较高

　　亚太地区所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增加就业，更重要的是通过创造体面劳动机会来改善工作质量。2006年，该区域内超过半数的劳动者仍未能逾越每日消费2美元的贫困线。这个数值已经从1996年的69％有所下降。但是，1993年至2001年的增长收益分布报告显示，贫困人群消费越多，上层中等收入人群就能获得更多的收入，这一问题在中国尤为突出。

　　贫困劳动者面临着缺乏更好就业机会和无法获得社会保护等问题，他们通常无法选择，只能从事困难的，没有安全保障的，非生产性的以及低收入的工作。大多数人在农村地区从事低生产率的农业工作，或者在城市非正规经济领域工作，这一部分占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非农人口就业的65％。

　　增长导致极端贫困的发生率不断下降。该区域内日均消费1美元的贫困劳动者数量，从1996年的4．57亿人降至2006年的3．08亿人。东亚地区国家的高增长使得贫困劳动者的比例减半，从19．5％到9．5％。南亚地区国家相对较低的增长将贫困劳动者比例减少了1／3，从54．7％到32．1％。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国家的较低的贫困劳动者比例从22．1％下降至13．6％。

　　许多贫困劳动者在非正规经济企业工作。由于数据严重不足，对于非正规就业中增长的影响评估十分困难。在南亚地区的国家中，只有巴基斯坦拥有可用的时间序列数据。这些数据表明，尽管其在20世纪90年代增长一直较低，城市非正规经济的规模还是从1992年的67％缩减至1997年的61％。在东南亚地区的国家中，只有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拥有可用的时间序列数据。20世纪90年代间，泰国的非正规经济规模从82％缩减至7l％，而印度尼西亚的非正规经济规模从1995年的34％上升至2000年的39％，也许这正反映了亚洲金融危机对于泰国产生的巨大且持久的冲击。

　　评估非正规就业趋势的一项可选方案是跟踪自雇和家庭中劳动者在总体就业人数中的比例。在劳动力调查中，大多数的但并非所有非正规经济体中的劳动者很可能被归为此类。一些自雇劳动者和家庭劳动者是属于正规经营的。不过，非正规经济规模的研究可以作为趋势的指示器。本地区自雇劳动者和家庭劳动者从1996年的67．2％下降到2006年的61．9％。

　　贫困人口转移进入城市并放弃务农

　　1996至2006年间，农业就业总人口减少了600万，而工业和服务业就业人口分别增加了9200万和1．59亿。农业就业人口数量不断下降的同时，工业就业水平有很大的提高，而服务业就业水平更高。与已制定的发展过程理论的期望相反，大多数亚太地区国家正在目睹着从低生产率的农业生产向服务性就业的转换。然而工业就业的增长不是十分充分和稳定，这可能包含两重潜在因素：制造业所引进的技术有可能无法带来充足的工业岗位，服务行业产值的大量增长有可能来自于非正规经济体的小规模贸易。

　　行业就业弹性表明了在单一行业内产出和就业增长关系，它反映出一种结构性就业趋势。在南亚，它并不显著，不过在东亚、东南亚和太平洋次区域却表现出从农业和工业就业到服务引导型就业的飞快的转变。

　　亚洲是否能找到新的发展战略以创造更多体面劳动机会并更快消除贫困?

　　亚太地区在经济增长和消除极端贫困方面已处于领先地位。然而，与劳动力持续迅猛增长相伴的令人担忧的大量年轻失业人口和农村、城市贫民让人不禁仍然怀疑消除贫困和创造体面工作的步伐是否还能加快。一些东亚国家在保持高经济增长的同时显著消除贫困，而另一些东南亚国家则经历危机和经济衰退，一些南亚国家和太平洋岛国陷于长期经济停滞。当务之急是要使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能保持经济增长的势头并避免阻碍扶贫成果的突发事件，同时使经济发展缓慢的国家脱离长期经济停滞。然而，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是否能通过增加体面工作机会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并更快的消除贫困?

　　本报告基于对宏观经济增长动力的评估，认为这些政策是可行的，并提出生产性就业和体面劳动对于促进消费稳定增长非常重要，继而刺激投资和政府支出的增长。出口和经济开放程度对于技术转移和创新至关重要，并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必要推动力。然而，可持续性的消除贫困进程需要以改善劳动条件和提高男女工人的购买力及提高生产力作为坚实的基础。对于亚太地区国家今后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和体面劳动将对可持续性发展至关重要。局限于财政稳定和市场自由化的政策将造成严重的社会和经济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会削弱该地区在过去二十年中取得的巨大发展。

　　三、本地区GDP增长的动力

　　分析增长情况时，非常重要的两个因素是需求来源和生产能力的扩大。对本国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是来自：(1)消费；(2)投资；(3)出口；(4)政府出资；(5)减去对进口的需求，因为进口有利于其他国家的货物和服务，减少了消费、投资、出口和政府支出。这五个类别是对所有生产产出的需求动力，对增长中需求的构成进行分析，为创建有利于可持续增长的政策环境提供了重要依据。

　　这些需求来源，即消费、投资、净出口和政府支出的规模，分别由生产能力的若干要素决定，其中有些要素是可以量化的，并且会根据政策变化。消费需求的水平非常依赖于收入，而收入是由工资以及生产率、利润和租金收入形成的。投资需求的水平普遍取决于累计总需求的水平、储蓄、盈利条件以及风险环境。出口需求的水平取决于单位劳动力成本--生产率、工资、汇率及市场准入等要素。政府支出水平取决于税收、支出需求以及现有的财政和货币空间。进口水平的首要决定因素是支付能力，以及关税制度。

　　于是可以看出有4个积极的增长动力：消费、投资、出口和政府支出，以及1个消极动因，也就是进口。这些动力诱发需求，再由供给要素来满足。没有需求动力，供给便可能停滞。

　　利用这一框架可以估算出一个国家一个时期总产出增长的需求动力构成的相对权重。最好是对一个较长的时期进行评估，以便显示出这些增长动力的长期稳定性。于是国际劳工组织研究了2个时期的GDP增长，分别是1980年至1990年和1990年至2004年。研究结果是依据世界银行对该时期所作的需求解析得出，的。这样对各国的累计增长和增长解析的研究便转化成对消费、投资、出口、政府支出和进口增长的分析。

　　由于数据要求，无法对一些国家进行这一研究。研究中包括2组，六个南亚国家：孟加拉、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七个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及地区：中国、(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很遗憾由于缺乏数据无法显示太平洋岛国的情况。此外，数据不充分的甚至还包括韩国、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很显然下一步要做的工作就是将更多国家纳入研究范围内。不过，样本中的国家已经代表了亚太地区92％的人口。

　　在过去25年里亚太地区消费增长是GDP增长的主要构成雪而出口是从一个较小的基数获得腾飞

　　1980年至1990年间，南亚各国的年均GDP增长为5.0％，1990年至2004年间增长略快，为5.1％。1980年至1990年，消费增长占年均5％的GDP增长之中的3个百分点，也就是，总增长率的三分之二。在第2个时期，即1990至2004年间，消费增长构成了年均5．1％的GDP增长之中的2．9个百分点。

　　在南亚各国，排在消费之后，居第二位的主要增长动力是投资。1980年至1990年期间，投资增长占年均5％的GDP增长之中的1.4个百分点。在第二个期间，即1990至2004年，投资增长又占到年均GDP增长的1.8个百分点。

　　在南亚各国，出口是增长的第三动力。1980年至1990年期间，出口增长仅占年均5％的GDP增长之中的0.7个百分点。

　　然而，出口增长从这个小的基数飞速发展，1990至2004年，占到年均5％的GDP增长之中的1．5个百分点。

　　1980年至1990年期间，政府支出占年均5％的GDP增长之中的0．5个百分点。在后一个期间，即1990至2004年间，政府支出增长仍占年均GDP增长的0．5个百分点。

　　东亚和东南亚

　　与南亚国家相比，东亚和东南亚组的发展模式更为复杂。自1980年至1990年，东亚和东南亚组的GDP年均增长7．2％；1990至2004年间，GDP年均增长更达到7．6％。1980年至1990年期间，消费增长占年均7．2％的GDP增长之中的3．8个百分点；在第二个期间，消费增长再升至年均7．6％的GDP增长之中的3．9个百分点。

　　东亚和东南亚组的第二大增长动力不是投资而是出口。出口增长在1980至1990年期间占到年均7．2％的GDP增长之中的3．4个百分点1990至2004年期间，出口增长占到年均7．6％的CDP；增长之中的4．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在第二个期间，即1990至2004年，出口增长超过消费增长成为首要发展动力，这显示出亚洲金融危机在一些国家抑制了消费增长。

　　投资增长在1980至1990年期间占到年均7．2％的GDP增长之中约2．5个百分点，在第二个期间，则占到年均GDP增长之中的8．6个百分点。政府支出排在东亚和东南亚组增长动力第4位。1980至1990期间，占年均GDP增长的0，7个百分点，第二个时期占0.8个百分点。

　　南亚、东亚和东南亚小结

　　总的来说，过去25年里，消费增长是南亚组GDP增长的主要构成；约占一半至2／3；对东亚和东南亚组来说，1980年至1990年期间情况与南亚类似，然而1990年至2004年期间，出口增长超过了消费增长。

　　这两组国家出口增长这些年来都在加速。投资增长是南亚组的第二大GDP增长动力，约占年均GDP增长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然而在东亚和东南亚组，出口增长是1980年至1990年期间的第二大GDP增长动力和1990年至2004年期间的首要动力。政府支出构成了其余的GDP增长。

　　国别差异

　　各国的发展模式有所不同。

　　南亚

　　南亚组中的孟加拉、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体现的是消费带动增长这一主导模式。1980年至1990年以及1990至2004年这两个期间内，消费增长在南亚的这些国家都占到年均GDP增长的一半至四分之三，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仍然是例外。在这两个时期内，除伊朗以外，各国的投资增长都占到了年均GDP增长的三分之一。在这两个时期内，除伊朗以外，各国的出口增长也几乎占到年均GDP增长的三分之一。而且出口增长速度在巴基斯坦以外的所有国家都非常快。在这两个时期内，除伊朗以外，各国的政府支出都接近年均GDP增长的五分之一。

　　东亚和东南亚

　　东亚和东南亚组中有两个人口大国，即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国家在两个时期都是沿着消费带动增长的路线发展的，当然两国的出口增长以其较低的起点来说也经历了迅猛增长。两个较小的经济体，(中国)香港和马来西亚，在两个时期都是沿着出口带动增长路线发展的。而菲律宾和泰国在1980年至1990年这个时期是由消费投资带动发展，而在1990年至2004年期间转变为出口带动发展。这一转变主要是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因为这两国在第二个时期的中后阶段遭受此次危机的打击最为严重。

　　在中国，消费增长是年均GDP增长的主要内容(在两个时期都占到一半)，投资增长约占30-40％，出口增长则占25-40％。印尼也是类似的情形，在两个时期内消费增长都占了GDP增长的大部分，约2／3至3／4，其次是投资和出口增长，几乎占了其余全部。这两个国家出口增长所占的份额都显著增加，中国的投资增长所占的份额也大幅增加。在较小的两个经济体。即(中国)香港和马来西亚，这两个时期内的出口增长是其GDP增长的全部内容。

　　在菲律宾和泰国，1980年至1990年间，消费增长和其次的投资增长是GDP增长的主要动力，排在第三位的是出口增长。但在第二个时期，金融危机过后消费和投资增长受挫，出口增长的相对权重在这两国显著提高，并成为主要增长动力。

　　国别差异小结

　　总的说来，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在过去25年里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增长模式，主要原因是在1990年至2004年期间这些国家遭受到危机的影响。1980年至1990年间，消费增长占(中国)香港和马来西亚以外所有国家GDP增长的大部分。而香港和马采西亚在两个时期均由出口带动发展。在第二个时期，即1990年至2004年间，消费仍然是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GDP增长的主要动力，而泰国和菲律宾的出口增长取代走低的消费增长和投资增长成为主要的发展动力。

　　关于本地区增长动力的小结

　　这里关于本地区发展模式的分析毕竟是有限和不全面的，不过还是覆盖了本地区超过90％的人口，显示出消费增长是多数国家潜在GDP增长的主要构成，但一些规模较小的经济体除外。比外，还表明这种主要的增长动力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冲击，降低了GDP增长。尽管出口等其他增长动力崛起，仍然无法弥补累计总需求的损失。

　　尽管以这种形式对增长进行分析，显示出消费增长是推动发展主要的和长期的动力，也不应认为出口对增长的催化剂作用仅是中短期的。亚太地区庞大且不断增加的劳动力使其变得非常具有成本优势，此外亚太地区也已经成为成衣、纺织和基础电子等低利润制造业生产的一个可选地点。出口增长可以提高竞争性，不只是对有限的出口行业，对其他适销产品也是这样。这种竞争性是基于投资、资金运用、技术和技能水平等方面的重大变革的；出口对需求数量的影响在人口大国可能比较有限，不过对生产能力的质的飞跃有所帮助。此外还有证据显示出口行业对就业和减贫的影响相对薄弱。

　　四、就业和工资收入在增长中的作用

　　就业和工资收入

　　消费需求占了本地区GDP增长的很大一部分，其来源主要是收入的增长，而在亚太地区，收入主要取决于就业和工资。

　　就业--工资--消费被认为是亚太地区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靠其他因素推动的次要内容。举例来说，90年代在中国，实际工资的增长不断推动本国市场在新的增长阶段发展壮大。

　　就业--工资--消费带动发展一经出现便成为一种政策选择，可以用来平衡政策讨论，因为这种讨论以往总是由"专注于出口"这种论调所主宰。20世纪后期的出口增长，恰逢美国进口需要的增长，对亚太地区经济起了很好的作用。然而，亚太经济体中人口最多的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崛起，使本地区的绝大多数人口融入了全球市场。这些国家的规模意味着他们不能像此前的亚洲几小龙一样主要依靠出口来发展。

　　全球经济出现不平衡，特别是美国的贸易逆差、亚洲的顺差还有一些产油国使目前汇率和国际金融制度变得紧张。放眼未来，亚太地区很可能需要调整其发展战略，以面向本地区内部消费市场的放大。

　　五、使消费---就业---工资带动增长保持可持续性的条件

　　平衡消费需求和生产能力的扩张

　　消费是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保持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平衡至关重要，但这对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却是个艰巨的任务。危机和衰退会影响就业和工资，从而影响消费，进而投资也受到影响，因此可以看出引发下滑是代价很大且难以逆转的。

　　从1991年至2003年，亚太地区的就业增长与GDP增长之间的关系也称为就业弹性，显示出在危机时期下滑的情况充斥整个经济。99年后半期，东亚危机降低了印尼、韩国和菲律宾的就业弹性，也使泰国的就业弹性一直停留在较低水平。在更长的时间里，多数国家呈现的是增长态势，但南亚的孟加拉、印度、伊朗和太平洋岛国除外。

　　实际工资可持续增长是与生产率相关联的。本地区生产率增长强劲，在截至2006年的10年里，增长达45％，年均增长达3．8％。制造业的工资与东亚和东南亚生产率的提高保持了一致，但在南亚国家并非如此。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的实际工资在90年代事实上下降了，不过印度和巴基斯坦最新的数据已显示出十分有限的初步增长。农业工资，90年代在中国实际上减少了，但在南亚国家有所提高，不过在孟加拉、印度和巴基斯坦仍然远低于最低工资。因此，本地区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更好地将生产率进步转化为实际工资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累积总需求的增长。

　　工资所占份额的降低和利润所占份额的提高引起储蓄增长加快。储蓄主要来自高收入群体，而其收入的大部分来自利润，并不是消费。于是，劳动／资本份额的变化以及与此相关的家庭收入分配变化使消费--投资平衡发生了改变。高的储蓄率，同时降低投资资本的成本，可以对消费和需求的增长产生抑制的效果，从中长期来讲是投资的主要决定因素。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消费取决于自雇就业者的收入，也就是农村和乡镇的非正规就业劳动者的收入。要提升自雇就业劳动者收入背后的低生产率需要，系列针对非正规行业经营的政策，目的在于通过提供获取技能的机会、教育、信贷、本国和出口市场，以及法律制度来减少贫困。通过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市场准入对亚太地区的农业和渔业变得尤其重要。

　　社会和经济可持续性：社会保护政策的作用

　　就业和实际工资增长得以持续可以大大地减少贫困。而失业增加和／或实际工资下降则会明显增加贫困，亚洲金融危机已经使得很多国家领教了这一政策理念。

　　消费是可支配收入的一个用途。可支配收入是工资收入与转移收入之和。因此，转移收入是累计总消费背后的社会内容，满足个人和家庭对社会保护的需要，特别是医疗、失业期间的收入支持，以及在工作生涯结束时领取的养老金。提供医疗服务、学校教育可以减少家庭针对花费很高的突发事件所作的危机储蓄，使得消费增加和营养改善，从而减少贫困的发生。

　　中国和印度近年来的经验可以被视作以收入转移作为社会稳定器的很好例证。在中国，民政部向低于指定贫困线的城市家庭转移发放了2200万补助金。在印度，新建立的全国农村就业保障计划旨在保证农村地区每户每年不少于100天的就业机会。

　　通过三方机制和社会对话维护就业----工资----生产率----投资平衡

　　需要注意的是，消费---就业---工资的发展路线需要依靠就业和工资，及旨在减少弱势群体的收入政策。因此，可持续发展要求就业和工资增长取得平衡，同时扩大社会保护。用这种方式观察发展进程可以避免将就业、工资和社会保护误看作总是相互抵触的目标。

　　为实现一个稳定的发展进程，也就是说使主要的宏观经济要素保持平衡，决策者所面临的挑战是，在市场经济国家对个别企业这个层面，减少就业和工资可以降低企业的成本，又不会直接造成降低对其产品的需求这种后果。已经有人对收入和累计总需求降低的后果在宏观层次对一个中等长度时期进行了研究。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这种中等长度期间的研究所需要的制度能力因此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工人、雇主和政府之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社会对话，特别是建立在各方获得及时和准确信息的基础上，可以使三方社会伙伴判断危机所在并找到适当的措施来维持就业／工资平衡，并保持消费、生产率和GDP增长。扩大社会保护范围是针对可持续发展展开对话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一些亚太地区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强化了社会对话机制，并在很多重要问题上取得进步，例如最低工资制定和社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