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年国内家庭社会学研究的理论与经验

中国家庭社会学的研究大体可划分为三个时期：一是20世纪30-40年代伴随新文化运动而起的学术繁荣时期，产生了一大批研究婚姻家庭问题的名家和名篇名著。如，潘光旦所著《中国之家庭问题》、李景汉的《五百一十五农村家庭之研究》、孙本文著《现代中国家庭问题》，以及费孝通的名篇：《生育制度》和《乡土中国》，等等；进入50年代，随着社会学被取缔，婚姻家庭研究进入相对沉寂时期；第三个阶段是自1979年社会学恢复后，婚姻家庭研究再度兴起并持续发展的时期。有人将这一时期又分为三个阶段：1979-1990，被称为奠基阶段，婚姻家庭迅速成为热点研究问题；1991-1996，被认为是发展成熟阶段，研究主题、方法和视角都进一步丰富化；1997-2000，则是研究降温阶段，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学研究的中坚力量转向关注其他更为重大和严峻的社会问题，著作文章明显减少，但主题更加多样化，研究方法更加成熟（王金玲，2002a：504-509）。

　　在社会学恢复后的这20多年中，由于理论准备不足等原因，婚姻家庭研究也存在种种弱点。有研究者指出，如，重复性研究多，创新性研究少；一般性描述和评论多，理论方面的提升和对话少等问题（谭深，1995；张敏杰，2001）。还有研究者更尖锐地批评道：只见家庭，不见个人，极少以家庭中的个人为分析主体；存在“宏大化”趋势，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是社会结构，对微观家庭行为和领域研究不够；分析研究偏重男性视角，女性多作为问题主体进入社会学视野，等等（王金玲，2002a：514-517）。

　　社会学恢复后前两阶段的研究状况，已有前人备述。本文将主要关注和综述的是未被研究者们充分梳理和再研究的近10年来的家庭社会学研究成果。本人认为，随着近年来早期研究者研究经验的积累和专业理论素养的逐渐提升，以及受过更严格专业训练的新人的加入，家庭社会学研究出现了虽然关注重点不十分突出，但是质量愈加精良，水准稳步提升的态势，出现了一些有创见、有理论、有深度、甚至很精彩的研究成果。

　　检索最近10年来家庭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大致包括如下范围：家庭变迁的研究，包括家庭结构、功能、消费，以及家庭内部和家庭之间分化及发展趋势等；家庭关系研究，如代际关系、婆媳关系、夫妻关系、居住模式、家庭网等；家庭制度的研究，如分家研究、父权制，性别平等、家族制度等；养老问题，如家庭养老的文化和制度、老人的居住安排、老人的社会支持网、养老政策、老人的贫困问题等；婚姻研究，包括择偶、婚姻行为、婚姻质量、离婚等；生育研究，如生育偏好、生育意愿、影响生育的因素等；还有一些对非常规家庭和婚恋问题的研究，如单亲、空巢、丁克家庭，还有同性恋等等。本文将主要对这一期间的研究理论、主要发现和主要观点进行力求比较详尽的综述和再研究。

　　家庭变迁的理论

　　如何解释正在发生的婚姻和家庭变化？有研究者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改革政策和市场经济结构的引入，许多研究试图努力弄清这些社会变迁和家庭婚姻之间的关系。因此大多数研究采用了现代化理论的方法论，假定传统与现代之间存在对立（罗梅君，2004）。现代化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家庭的发展和变迁与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变化紧密相联。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力将对传统的家庭制度、家庭模式及其结构、功能以至观念等等发生全面的影响。其代表人物之一古德还认为，在一个国家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父系权威的家庭制度向平等的夫妇式家庭制度的转变，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将经历世界范围的趋同。（古德，1982）。

　　在国内主要研究中，多数研究者采用了现代化理论的分析框架，把家庭和婚姻、生育的变动置于中国向市场经济，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之中分析二者间的关系（王金玲，1996；沈崇麟等，2000；李东山，2000；刘宝驹，2000；杨善华等，2001；边馥琴等，2001；张友琴，2002，郑真真，2002；唐灿，2005a）。沈崇麟、杨善华等人在对城乡家庭进行大规模实证研究之后，证实了基本依据现代化理论提出的研究假设，指出，落后地区只要具备了条件，它就将因袭先进地区的发展道路…在工业化背景之下农村家庭与婚姻发生的变迁因此也具有趋向现代化的意义（沈崇麟等，1999；杨善华等，2000）。同时他们还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概念：当某一农村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与城市相近）的时候，它的婚姻和家庭制度也将发生变迁，接近城市的家庭制度和婚姻模式。（沈崇麟等，1999：104）。

　　李银河在剖析了一个家庭内部关系历史性变化的个案后比较肯定地认为，“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种发展趋势，就是家庭小型化及核心家庭化的趋势”。由于市场经济和工商制度在中国社会中的长足发展，家族文化及其理念已经在受到巨大冲击之后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 “中国的家庭与西方家庭之间的区别会变得越来越不明显，二者最终将趋于一致”（李银河，2001：190-192）。

　　也有学者根据研究对现代化理论的解释框架提出了某些补充，一些研究者注意到了非现代化的其他因素对家庭婚姻变迁的影响，例如政治因素（郭于华，2001），特定的历史因素（王树新，2004），区域亚文化因素（沈崇麟等，1999），社会转型过程（李银河等，2004；唐灿，2005b），等等。

　　在对中国家庭的实证研究中，研究者们经常会发现这样的问题，在现实中观察到的婚姻和家庭行为往往与假定的现代化模式并不相符而显示出传统的特征。基于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的丰富性和特殊性，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家庭内部的问题要比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西方理论所描述的复杂得多（左际平，2002）。为了解释这些与现代化趋势并不尽一致的各种发现和再发现，研究者们采用或提出了一些解释理论和分析方法：

　　家庭策略的理论。其原本是来自西方的一个中层理论，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工业

　　化过程中家庭的作用。自介绍到中国来后，被一些研究者用来作为研究家庭能动性和变化特殊性的分析工具。这一理论强调了家庭不只是受宏观社会变迁背景影响的客体，同时也是“以自己原有的特点对社会做出反应”的行为主体（樊欢欢，2000）。约翰.罗根等人在发现中国家庭的居住模式与现代化预设并不一致后提出自己的见解：家庭行为实际是行动者在文化所提供的多种选择中，代表其策略的决定，它既代表着人们控制实际情况的方式，又在文化的局限下（约翰.罗根等，2003）。

　　传统延续说。这种观点建立在传统文化和习俗仍对家庭变动的方向和进程具有持续

　　影响力的分析上面。如在讨论家庭养老方式仍保持生命力时有研究者认为，“孝”的观念被高度内化并通过家长的榜样作用被世代传递是家庭共同体得以维系的重要原因（熊跃根，1998）。其他学者也指出了赡老文化对现代中国家庭形成模式的特殊影响，陈皆明认为，将赡养老人的传统道德通过社会化过程变成子女明确的“群体义务”，这是投资和赡养发生因果联系的中介，也使中国和西方养老制度形成重要区别（陈皆明，1998）。

　　新结构说。与传统延续说有相似之处，这种观点设想传统文化与新结构因素的整合。

　　麻国庆阐述了家的二重性，即经济上的家和文化上的家在分与合的过程中重构的观点（麻国庆，1999）。阎云翔指出，农村的分家制度将可能导致家庭结构从扩大的父系家庭转向新型的“网络家庭”（阎云翔，1996）。

　　资源匮乏说。其基本的假设是家庭现代化的进程因受到物质条件的制约而放缓或

　　有所变异。例如认为住房条件是影响现有家庭结构和居住模式的主要原因之一（潘允康，1997；边馥琴等，2001）。

　　家庭经济理论。其与家庭策略理论互有涉及，认为所有的家庭行为都是由家庭的经济逻辑决定的，都是寻求在变化的社会中，在面对实际经济、社会和生活处境时进行现实调整，从而达到家庭利益的最大化。“招赘婚”如此，“同质婚”也是如此（罗梅君，2004；李树茁等，2002）。

　　家庭史也是国内较有影响的研究方法之一。诚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最近的家庭史研究对社会学的贡献在于，在方法上更强调交*学科的研究，尤其是将社会学方法和历史学方法结合起来。在内容上将家庭史的研究范围扩大到对个人经历、家庭和亲属网、家庭与社会组织之间关系的分析。从探讨工业化对家庭的影响到探讨家庭对工业化的影响。（张永健，1993）。国内家庭史研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王跃生在他众多的关于婚姻家庭的论著中，在“当代”的框架下，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从中寻找中国婚姻家庭变动的轨迹和特征（王跃生，2006a：6）。他认为，对家庭婚姻变革产生直接影响的是所有制形式和生产的组织方式。他认为，现有的婚姻家庭研究多关注现下的家庭行为，并且常常将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前的阶段视为传统阶段，将之后视为现代阶段，这样难以把握真正传统意义上的婚姻家庭行为，同时由于“缺少将现代与传统结合起来这种较长时段的考察，限制了研究的深度”（王跃生，2006a：33-34）。

　　在考察了从20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农村的所有制和生产方式后他指出，中国农村的生产方式所经历的从土地私有制下的家庭经营——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集体经营——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家庭经营的变动轨迹，使不同时期的婚姻家庭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和内在联系。其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模式加以把握：所有制变动模式，涉及到在一定所有制基础上的家庭生存能力和与此相联的家庭组织和婚配形式；家长权力模式，涉及到与所有制相关的家长权力形式和内容的变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家庭关系；个人自由模式，涉及到相对于家长控制而言的个人在家庭事务中的自由表达和决定权利。王跃生关于现代中国农村家庭历史变动过程的宏大叙述可以简单地表述如下：在社会变革环境下，家长权力和家庭成员平等观念彼此消长，导致婚姻家庭发生变动。王还认为，“传统家庭的维系方式改变，在仍以农业经营为主的乡土社会中，农民家庭发生了只有近代移民社会和工业社会才会出现的变化”（王跃生，2006b）。

[1]

[2]

[3]

[4]

[5]

[6]